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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盘腿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头，屁股底下压着叠得方方正正的花褥子，炕梢的炕琴上摞着洗得发白的被褥，奶奶坐在我对面，手里捻着没搓完的麻绳，粗麻线在她满是老茧的手里转着圈，拧成紧实的绳股。煤油灯放在中间的炕桌上，玻璃罩子擦得锃亮，豆大的火苗子一跳一跳的，把奶奶的影子投在身后糊着人民日报的土墙上，忽长忽短，晃得人眼晕。
我已经催了第三遍，指尖把褥子上的绣花都抠得起了毛，奶奶才终于把手里的麻绳往炕沿上一放，清了清嗓子，往炕桌那边凑了凑，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怕被什么东西听了去。
“今个给你讲个真事，不是瞎编的瞎话，是我年轻时候，实打实发生在邻村的事，当年闹得十里八乡没有不知道的，提起来，大人孩子都头皮发麻。”
我立马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耳朵竖得溜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漏了一个字。炕那头，爷爷正就着煤油灯的光卷旱烟，烟纸在他手里哗啦一响，他抬眼皮扫了我们一眼，没说话，只是把卷好的烟卷在烟袋锅上磕了磕，凑到灯上点着了，一口烟吐出来，混着煤油灯的油烟味，在暖烘烘的屋子里散开。
奶奶的声音再低了些，带着点当年听这事的时候的后怕，一字一句地开了口。
那时候还是公社的时候，邻村办了个村小，就在屯子东边二里地的地方，坐北朝南四间土坯房，东边三间打通了做教室，一到五年级的孩子都在里头上课，复式班，西边一间隔成里外屋，做值班室，给老师住。学校外头圈着土院墙，两扇木头大门，刷着黑漆，掉得一块一块的，门头上用红漆写着“育红小学”四个字，风吹日晒的，红漆都褪成了粉色。操场是平出来的一块黄土地，一刮风就起漫天的土，边上栽了六棵大杨树，都有一搂多粗，枝桠张得老大，夏天的时候能把半个操场都罩在阴凉里，就是风一吹，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人在里头说话似的。
那时候村里缺老师，公社就给派了个刚高中毕业的小伙子，叫李建军，家在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公社，路远，平时回不去家，就住在学校的值班室里。屯里还有两个民办老师，都是本村的，家就在屯里，每天放学锁了教室门就回家，所以一到晚上，整个学校，就剩李建军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四间土房，还有二里地外才有人烟的荒甸子。
李建军那时候才二十出头，个子高高的，脸白白净净的，说话斯斯文文的，刚从学校出来，身上还带着学生气，胆子不算大，但是也不小，刚去的那半年，啥怪事都没有，日子过得平平稳稳的。
他每天的日子都定得死死的，天不亮就起来，先把值班室的炉子捅开，添上煤，再把三间教室的炉子都挨个生着，等孩子们来上学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暖烘烘的了。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他就站在黑板前面讲课，复式班，一会教一年级的拼音，一会教三年级的算术，忙得脚不沾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放学，他站在大门口，把孩子们一个个送走，看着他们蹦蹦跳跳地往屯里的方向走，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才转身关上大门，用铁链子缠上，挂上那个半斤多重的大铁锁，咔哒一声锁死。
锁了大门，他就回值班室，先去后面的小偏厦厨房，做点晚饭，一般就是贴个饼子，熬点白菜土豆汤，就着咸菜吃。吃完了饭，刷了锅碗，就回到外屋的办公桌前，点上煤油灯，备课，改孩子们的作业，一直忙到半夜，才吹了灯，回里屋的火炕上睡觉。
屯里的人都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实诚，对孩子也上心，谁家做了点好吃的，比如蒸了豆包，杀了鸡，都会给送点过来，两个民办老师，也经常叫他去家里吃饭，喝点酒。那时候的人都淳朴，觉得一个小伙子，离家这么远，在这里教书不容易，都想着多照顾照顾他。
李建军自己也觉得挺好的，虽然晚上一个人在学校里，有点冷清，但是屯里人对他好，工作也体面，比在家种地强多了，所以他干得也起劲，每天都把学校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教室的窗户擦得透亮，黑板擦得乌黑，连操场的石子都捡得干干净净的。
谁也没想到，好好的日子，会突然冒出那些吓人的事，而且一件比一件邪乎，一件比一件瘆人，到最后，闹得整个屯子都鸡犬不宁，连公社都惊动了。
最先出事，是那年刚入秋的时候，苞米都长到一人多高了，地里的庄稼密不透风，晚上风一吹，苞米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无数人在地里跑似的。
那天晚上，李建军改完孩子们的作业，已经快半夜了，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伸了个懒腰，刚要吹灯睡觉，就隐隐约约听到，东边的教室那边，传来一阵小孩子的笑声，咯咯咯的，很轻，像小猫挠人似的，一闪就过去了。
他当时愣了一下，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竖起耳朵再听，就只剩外面风吹杨树叶子的哗啦声，还有炉子里面煤块烧裂的噼啪声，什么别的声音都没有了。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觉得是自己听错了，忙了一天，耳朵出了幻听。毕竟学校里的孩子，下午都放学回家了，屯子离这里二里地，哪个孩子会半夜跑到学校来？再说大门都锁得死死的，院墙也高，根本进不来。他当时就没当回事，吹了煤油灯，回里屋睡觉去了。
结果从那天开始，这笑声就像缠上他了似的，隔三差五就能听到。有时候是晚上备课的时候，有时候是刚躺下要睡觉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是半夜起夜的时候，那咯咯咯的小孩子笑声，就从教室那边飘过来，很轻，很近，像就在窗户根底下似的，但是每次他竖起耳朵仔细听，那声音就没了，只剩下风声。
次数多了，他就有点犯嘀咕了，觉得不是幻听，但是他还是给自己找理由，说可能是外面的野猫，屯里的野猫多，晚上经常跑到学校来，翻垃圾桶找吃的，野猫叫起来，有时候就像小孩子哭，也像小孩子笑，很正常。他这么一想，就又放下心来了，没再往心里去。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是野猫能解释的了。
那天是周五，下午放学，他把孩子们都送走了，锁了教室的门，然后去锁大门，像往常一样，用铁链子把两扇大门缠了两圈，把大铁锁挂上去，咔哒一声锁死了，还拽了两下，确认锁牢了，才转身回了值班室。
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开门，刚走到大门口，就愣住了。那个大铁锁，好好的挂在铁链子上，但是是开着的，锁舌弹在外面，铁链子也松松垮垮的，两扇大门，虚掩着一条缝，风一吹，吱呀响了一声。
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赶紧跑过去，拉开大门看，院子里安安静静的，什么都没有，教室的门也都锁得好好的，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值班室的门也好好的，什么东西都没丢。
他围着院墙转了一圈，院墙是土打的，有一人多高，墙头上没有脚印，也没有被人爬过的痕迹，根本不可能有人翻进来。
他站在大门口，琢磨了半天，最后只能归结为自己昨天晚上粗心了，锁门的时候没锁牢，锁头只是挂上去了，没扣上，晚上风一吹，就给吹开了。虽然他明明记得自己锁好了，还拽了两下，但是他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为了保险起见，他当天就去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个新的大铁锁，比原来的那个还沉，锁舌更粗，当天晚上锁门的时候，他特意把铁链子缠得紧紧的，锁头扣得死死的，还反复拽了好几下，确认绝对不可能开，才回了值班室。
结果第三天早上起来，他再去看大门，新锁头，又是开着的，和上次一模一样，锁舌弹在外面，铁链子松着，大门虚掩着一条缝，院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丢。
这次他是真的心里发毛了，后脖颈子一阵阵的冒凉气。他敢百分百确定，昨天晚上锁门的时候，绝对锁牢了，新锁头，不可能自己弹开，就算是刮十级大风，也不可能把锁舌吹开，更别说昨天晚上根本没什么大风。
他里里外外把整个学校都检查了一遍，教室、值班室、厨房、操场，连院墙根的草窠都翻遍了，什么都没有，没有脚印，没有撬锁的痕迹，什么异常都没有，就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晚上从外面进来，把锁打开，然后又走了，什么都没干，就只是开了个锁。
他当时就有点害怕了，但是这事，他没法跟别人说。跟屯里的人说？人家肯定觉得他一个大小伙子，胆子这么小，疑神疑鬼的，传出去不好听。跟公社说？公社的领导肯定觉得他小题大做，连个锁都看不好，还怎么看学校？再说，他也没证据，就是锁开了，什么都没丢，谁会信他说的？
所以他只能把这事压在心里，没跟任何人说，只是每天晚上锁门的时候，更加小心了，锁完了，还要用铁丝把铁链子再拧上几道，就算是这样，隔个三五天，那锁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开着，铁丝也被拧开了，整整齐齐的放在一边，就像有人用钳子拧开的一样，但是他的钳子，好好的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根本没动过。
这事还没弄明白，更吓人的事，就又来了。
那天晚上，他备课到半夜，改完了最后一本作业，把钢笔插回钢笔帽里，合上教案本，刚要起身去吹灯，就听到外屋的办公桌上，传来沙沙沙的声音，很轻，但是很清楚，就是铅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一笔一划的，不快不慢，沙沙，沙沙，就在离他不到两步远的办公桌上。
他当时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整个人僵在椅子上，一动都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喘，耳朵竖得溜直，死死地盯着那张办公桌。
他的办公桌，就在外屋的窗户底下，上面放着教案本，作业本，还有一个铁皮的铅笔盒，里面放着几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尺子。刚才他改作业的时候，铅笔盒是关着的，铅笔都在里面，教案本也是合着的，桌子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但是现在，那沙沙的写字声，就清清楚楚地从桌子上传过来，一下一下的，像有个看不见的人，正坐在他的椅子上，拿着他的铅笔，在他的教案本上写字。
那声音持续了有十几秒，然后停了。
李建军坐在那里，浑身的冷汗都下来了，后背的衬衫都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他死死地盯着办公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但是桌子上安安静静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手，没有人，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子一跳一跳的，把桌子上的东西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
过了好半天，他才终于缓过神来，咬着牙，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步一步地挪到办公桌前面，低头一看。
他的教案本，本来是合着的，现在被翻开了，翻到了他明天要讲课的那一页，空白的地方，写满了歪歪扭扭的铅笔字，都是最简单的“人口手”“上中下”“日月水火”，还有一排一排的阿拉伯数字，，写得工工整整的，就是刚上学的小孩子写的那种字，一笔一划的，很用力，纸都被铅笔划破了好几处。
他的铅笔，本来是放在铅笔盒里的，现在就放在教案本的旁边，笔尖磨得平平的，上面还带着铅笔屑，显然是刚用过的。
李建军当时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手撑着桌子沿，才勉强站住，浑身抖得像筛糠似的，牙齿都打颤，咯咯地响。
他敢百分百确定，这些字，绝对不是他写的，他今天晚上根本没碰过铅笔，更别说写这些东西了。而且，刚才那写字的声音，他听得清清楚楚，就在他眼皮子底下，但是他什么都没看到。
他猛地转身，抄起门后的顶门杠，那是一根胳膊粗的木头杠子，平时用来顶门的，他攥在手里，就冲出了值班室，里里外外把整个学校都搜了一遍，教室的门都踹开了，拿着马灯照，桌子底下，讲台后面，连柴火垛都翻了，什么都没有，整个学校，空荡荡的，就他一个人，连个野猫都没有。
大门锁得好好的，铁链子缠得紧紧的，锁头锁得死死的，他下午用铁丝拧的结，还好好的在那里，根本没动过，绝对不可能有人进来，也不可能有人出去。
他拿着顶门杠，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秋风吹过来，吹得他浑身发冷，大杨树的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有无数双眼睛，在树叶后面盯着他看，他当时就觉得，整个学校，都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裹住了，四面八方，都是眼睛，都在看着他。
那天晚上，他没敢再回值班室，就抱着顶门杠，坐在大门口的门墩上，睁着眼睛，一直坐到天亮，鸡叫了，太阳出来了，屯里的炊烟升起来了，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浑身都僵了，动都动不了。
天亮了，他才敢回值班室，再看那个教案本，那些字还在，清清楚楚的，歪歪扭扭的，像一个个小眼睛，盯着他看。他当时就把那个教案本撕了，撕得粉碎，扔到炉子里烧了，连铅笔都扔进去烧了，但是就算是这样，他还是觉得，浑身发冷，后脖颈子一直冒凉气，总觉得背后有人看着他。
这事，他还是没敢跟别人说，但是他已经不敢一个人在学校住了。每天下午放学，孩子们一走，他就锁了学校的大门，跟着两个民办老师回屯里，在其中一个民办老师家借住，第二天早上，再跟着老师一起回学校上课。
但是这事，瞒不住，没几天，两个民办老师就发现不对劲了，问他怎么天天不回学校住，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一开始还不想说，但是架不住两个人反复问，而且他心里也实在是害怕，憋得难受，就把锁头自己开，还有教案本上莫名其妙出现的字，还有那小孩子的笑声，都跟两个民办老师说了。
两个民办老师，都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年纪都四十多了，在这个学校教了十几年书了，一听他说这话，两个人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半天，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刘老师，才低声跟他说，其实以前，也出过点怪事，只是没这么邪乎。
刘老师说，以前他晚上在学校备课，晚了的时候，也经常听到教室那边有小孩子的读书声，还有笑声，但是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没当回事。还有一次，他早上来上课，发现教室的黑板上，莫名其妙写满了小孩子的字，跟他说的一模一样，都是人口手，上中下，他当时以为是哪个调皮的孩子，放学了偷偷跑回来写的，骂了孩子们一顿，就擦了，也没往心里去。还有，学校的那个铜铃铛，挂在房檐下，好几次，早上来的时候，发现铃铛的绳子是断的，但是铃铛好好的挂在那里，根本没人碰过。
李建军一听，当时脸就白了，原来不是他一个人遇到过，原来早就有怪事了，只是大家都没当回事，都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是孩子调皮。
另一个王老师，就跟他说，要不，就跟老支书说说，找几个人，晚上陪他一起在学校住几天，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不能一直这么躲着，学校总得有人守，不然丢了东西，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李建军当时就点头答应了，他实在是不敢一个人住了，有人陪着，就算是出什么事，也有个照应。
当天，两个老师就去找了老支书，把这事跟老支书说了。老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个子不高，但是很壮，说话掷地有声，在屯里很有威望，一辈子没怕过什么东西。一听他们说这事，老支书当时就皱了眉头，说肯定是哪个调皮捣蛋的，晚上偷偷跑到学校去捣乱，吓唬新来的老师，没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老支书不信这些邪乎事，但是还是答应了，找了屯里的一个老王头，老王头是个老光棍，六十多岁了，无儿无女，平时就在屯里的场院看场，胆子大得很，一辈子走夜路，从来没怕过什么。老支书跟老王头说了，让他晚上去学校陪李建军住，每天给记两个工分，老王头一口就答应了，说别说陪住，就是让他一个人在学校住一年，他都不怕，什么牛鬼蛇神，他见得多了，根本不放在眼里。
当天晚上，老王头就卷着铺盖，跟着李建军去了学校。老王头确实胆子大，到了学校，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哈哈笑，说就这么个地方，有什么好怕的，就算是真有什么东西，来了我一烟袋锅子就给它敲回去。
那天晚上，两个人就在值班室住，老王头睡觉打呼噜，跟打雷似的，一声接着一声，李建军本来还害怕，但是听着老王头的呼噜声，心里踏实多了，竟然一觉睡到了天亮，什么怪事都没发生，什么声音都没听到。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老王头天天晚上陪着李建军住，天天晚上都安安稳稳的，什么事都没发生，锁头再也没自己开过，也没听到过小孩子的笑声，更没出现过莫名其妙的写字声。
老王头就笑话李建军，说他一个大小伙子，胆子还没个针尖大，就是自己吓自己，疑神疑鬼的，哪有什么邪乎事，就是自己想多了。李建军自己也觉得，可能真的是自己之前太紧张了，出现了幻觉，加上一个人住，太冷清了，就容易胡思乱想，心里的石头，也慢慢放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屯里要收秋了，场院里面堆满了苞米、谷子，得有人看着，老王头就不能再陪李建军住了，得回场院去守着。临走的时候，老王头还拍着李建军的肩膀，说小伙子，别害怕，根本没什么事，就是自己吓自己，晚上锁好门，顶好门杠子，啥事都没有。
李建军虽然心里还是有点打鼓，但是也不好意思再留老王头，毕竟人家有正经事要干，而且这一个星期都好好的，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也觉得，应该是没事了，就硬着头皮，答应了。
老王头走的第一天晚上，李建军特意把大门锁得死死的，用铁丝拧了好几道，值班室的门，用顶门杠顶得严严实实的，里屋的门，也插好了插销，还在门后放了一个空酒瓶子，只要门一动，酒瓶子就会倒，发出响声。他还把剪刀放在了枕头边，手里攥着个手电筒，才敢躺下睡觉。
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出事了，而且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吓人，都要邪乎。
那天晚上，他躺下之后，翻来覆去的，怎么都睡不着，耳朵竖得溜直，听着外面的动静，一点风吹草动，心就咯噔一下。一直到后半夜，快鸡叫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的，有点要睡着的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外屋的地上，传来了脚步声。
很慢，很轻，一步一步的，啪嗒，啪嗒，像小孩子光着脚，踩在地上的声音，从外屋的门口，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办公桌那里，然后，停住了。
李建军当时浑身的血一下子就凉了，整个人僵在炕上，一动都不敢动，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里屋的门，手里的手电筒，攥得死死的，指节都发白了。
他听得清清楚楚，那脚步声，就在外屋，离他不到三米远，就在办公桌那里，停住了。
然后，就听到了那熟悉的，沙沙沙的写字声，铅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一笔一划的，不快不慢，沙沙，沙沙，和上次的一模一样。
李建军当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头皮麻得像过电似的，牙齿都打颤，但是他死死地咬着牙，没敢出声，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惊动了外面的东西。
那写字声，持续了有十几分钟，才停下来。然后，那脚步声又响起来了，从办公桌那里，一步一步的，朝着里屋的门口走过来了。
啪嗒，啪嗒，一步，一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里屋的门口，就在门外面，离他只有一门之隔。
李建军当时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堵在嗓子眼里，喘不过气来，他死死地盯着门，手里的剪刀，攥得都要嵌进肉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恐惧。
门外的东西，就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李建军能感觉到，有一双眼睛，正透过门缝，盯着他看，冰凉的，没有一点温度，就那么死死地盯着他。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李建军就那么僵在炕上，浑身的汗，把褥子都浸湿了，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就盯着那扇门。
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他听到，里屋门的插销，响了一声。
咔哒。
很轻，但是在死寂的夜里，像炸雷一样，清清楚楚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那是木头插销，被人从外面，往上拔了一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