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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书一共三十七页。
受害人姓赵，四年前因突发脑血管疾病转入会诊。
文书声称，当时以“素手”身份参与的苏晚制定了错误方案，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救治时机，至今重度残疾。
结论页上有三名鉴定人签名，还盖着一家行业鉴定机构的公章。
苏晚没有先看结论。
她从声称的入院日期往后翻，在影像附件和会诊纪要处停了下来。
陆沉渊问：“认得这个病例？”
“认得。”苏晚回答，
“但这份不是当年的会诊记录。”
“能现在指出哪里是假的吗？”
“我能说出疑点，不能代替调查组下结论。”
苏晚将文件原样保存，没有在附件上做任何标记。
医生协会的正式电话很快打了过来。
调查人员按程序向她说明，申诉材料已登记受理。
在文书真实性和当年诊疗过程核验期间，她需要暂时回避与该事项相关的临床工作。
该措施不是责任认定，也不等于吊销或暂停执业资格。
调查人员同时向她送达了权利告知书。
她可以书面陈述、申请利益冲突回避，也可以委托律师查阅允许公开的调查材料；
但在原始数据封存前，她不得以当事人身份要求医院更换记录或提前与证人核对口径。
苏晚将每页送达时间核对完，在最后一页签收。
她要的不是缩短程序，而是让对方无法再把一次正常调查偷换成“行业已经认定有错”。
陆振邦要的，恰恰就是“正在调查”这四个字。
他不需要在股东会前证明苏晚有罪。
只要调查没有结束，他就可以把这份文书装进会议材料，继续放大股东对苏晚履职稳定性的疑虑。
调查人员问：“苏医师，你对临时回避措施有异议吗？”
“没有。”
陆沉渊看向她。
苏晚按照协会要求，在电子回执上签字：“我配合独立评审。
同时，我申请调查组从原始系统调取记录，不以我个人提供的复印件作为唯一依据。”
她列出了三组原始索引。
当年住院病历编号、会诊名单索引、影像存储编码。
此外，她提供了当日所用检查设备的原系列型号，以便调查组直接向设备服务商核验。
“我不会动外部系统，也不会联系鉴定人。”苏晚说，
“所有记录请你们按程序封存，我只接受能经得起复核的结果。”
调查组当天向医院、设备服务商和鉴定机构分别发出了调取函。
三份调取函使用了不同的回传通道。
每份材料到达后，由两名工作人员同时核对发函编号、电子签章和文件哈希，再生成不可覆盖的接收回执。
假鉴定书的原始载体也被单独封装，受理、复印、送检都需要两人签字。
这些步骤看上去繁琐，却是日后追查伪造者时最不能缺的一环。
苏晚则通知医疗团队，将她原本要参加的两场临床方案讨论交由独立专家接手。
没有人因为她是“素手”就免除调查。
也没有人能因为送进去一份盖章文书，就提前判她有错。
下午四点，医院完成原始病历和访问日志封存。
调查组根据索引找到了当日的会诊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