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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挂断的声音很干脆。程立把话筒放回座机上，等了几秒，又拨了第四通。
第五通，第六通，第七通，第十通。每一通电话都很短，最长不到一分钟。
内容几乎一样：报个到，拜个年，一句“下午见”。
就像在一条固定的路线上依次停靠站点，每一站都需要短暂停留，但不需要逗留太久。
程立把话筒放回座机上，然后把几通电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韩明了“下午有个常委会”，赵志远了“严打的成效已经看到了”，陈建国了“年后再碰”，其他人各自应了“新年好”，没有多什么。
就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措辞，拼在一起，就是节后冷江官场的第一张格局图。
韩明用的是命令式，赵志远用的是肯定式，“成效已经看到了”，这是在向你释放信号，你做的事，市里看在眼里。这是示好。
八点四十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不重，但很稳，一步一步的，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这种脚步声程立熟悉，是穿警靴的人走出来的，脚跟着地实，步幅均匀，带着一种被训练过的节奏。
张维军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警服大衣，领口没扣，露出里面深灰色的毛衣。
他在门口站了一下，没有急着进来，也没有喊报告。
他和程立之间已经过了那个阶段，现在他站在这个位置，本身就是在表达“我是你的人”。
“程书记，新年好。”
“新年好，老张。进来坐。”
张维军跨进来，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放在桌上。“刚回来，还没拆包。您抽吗？”
“先放着。”程立，“局里这几天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大事。值班的都按排班表走的，一切正常。”张维军把烟盒拿起来放回口袋，动作很自然，像是刚才那一下只是试探。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初一那天晚上，南城那边有一处电缆被风刮断了，停了半宿电。供电局的人来修了，不是什么大事。”
程立点了点头。
张维军“没什么大事”的时候，还附带了具体的事件，明他
这是干将才有的汇报方式——不用你问，该让你知道的都让你知道。
正着，走廊里又传来脚步声。罗建平出现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个老式搪瓷杯，杯沿有一道细的裂纹。
他走到门口，没有急着进门：“程书记回来了？新年好。”
“新年好，老罗。进来吧。”
罗建平在张维军旁边坐下来，把搪瓷杯放在桌沿。那个瓷杯一看就用了不少年，杯上的漆掉了几块，露出底下深色的铁坯。
他坐下来的姿势没有张维军那么放松，后背微微离开椅背，像是随时准备站起来。
这是刑警的习惯——走到哪儿都保持着一个可以快速响应的姿态。
还没来得及什么，赵国强也到了。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灰色外套，进门的时候先看了屋里已经坐着的两个人，然后在靠门的位置坐下来。
他没有话，但坐下来的动作表明他打算待一会儿。
张维军先开口，语气平平的，像在一件已经办妥的事：“年前那批移交到检察院的案子，已经开始受理了。有几个已经过了初筛。”
“那批案子里有几件涉及矿上的积案，检察院那边反馈证据链要补。”
罗建平接了过去，语速不快，但信息量很足，“我已经安排人跟进了。
年前最后几天，整理卷宗的人手不够，有几份材料还没录完。这两天加班补一下，下周之前应该能补齐。”
程立点了点头。罗建平的表述是典型的刑侦系统作风：先问题，再进展，中间不穿插解释。
检察院要补证据链，他就安排人补；人手不够，他就加班。
最后那句“下周之前应该能补齐”，还留了余地——“应该”，表示还有不确定性，但他会给一个准信。
赵国强等他们都完之后接了一句：“路面秩序恢复得差不多了，接警数量比节前降了一半。
春节期间的治安案件有两起，都是喝酒闹事，已经处理完了。”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下一句话，“节后返工这段时间，矿上的流动人员会增多，要提前防范。
我建议从下周开始，在矿区周边增加巡逻班次。”
张维军完之后没有离开，他靠在椅背上，像是在等什么。罗建平也没有走。
赵国强已经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像是在确认他们都不走，然后他又坐回原来的位置。
程立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他没有问，只是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刚泡的，有点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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