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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员对着镜头拍下页码和封边，医院代表在交接栏签字。等他们签完，她才把那页收好。
第二页是家属知情书。签名处有江野年轻时的字，笔画很重，旁边盖着代办机构的章。苏婉清看了许久，问：“这份是谁拿来让他签的？”
没人答得上来。
江野握着杯壁。他记得走廊里那个戴口罩的女人，说母亲随时会有危险，签了才给继续用药。他那时没钱，也找不到别的路。
苏婉清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让他解释。她把那页同交班册叠在一起。
“这页也归我。”
江野低声说：“那天是我签的。”
“我看见了。”苏婉清说。
她没有问他为什么签，也没有说没关系。江野的手从杯壁上松开，掌心留下浅浅一道红印。他想起那份纸送来时，自己连母亲的病房都进不去，只能隔着门上的玻璃看见一截输液管。可那是他自己的事，不该在今天拿来换她一句原谅。
苏婉清把收纳袋往身前拉近一点，继续翻下一页。她翻得并不快，遇到看不懂的缩写就让医院代表解释；对方说得含糊，她便叫记录员照原样记下，再让人把对应的原始单据找出来。桌边几个人渐渐不再替她概括，等她问到哪里，材料才翻到哪里。
午后的光挪到盒子边上，五年病历分成两摞。一摞留给各方核验，一摞进了她的收纳袋。被涂改过的会诊摘要、家属没见过的转院意见、护士写下的“病人疑似能听见呼唤”，她都一页页翻过。碰到熟悉的日期，她便停一会儿。
第三个盒子的夹层里滑出一张照片。病房门牌拍得很清楚，门外站着两个陌生男人，一个看表，一个背对镜头。日期正是江野第一次去外地打工的那周。苏婉清把照片递给公证员，要求与访客登记一并编号。
第五个盒子里夹着薄薄的访客表。五年间，有人以基金会、康复评估和药品回访的名义来过十二次，签名都是化名，证件号却对应同一批已注销的外包人员。
苏婉清按住表格：“他们来看我是不是还记得。”
白先生说：“有这个可能。”
“我有一次能听见他们说话。”她抬起眼，“门外有人说，‘她若叫出西井，就换药。’那时我动不了，眼睛也睁不开。这句我记得。”
调解员问她是否愿意将这段列为本人陈述。
“愿意。写原话，别替我添。”
江野一直没出声。他看着母亲收起最后一页病历，拉上袋子的拉链。那五年没有被补回来，眼前这些纸也还不了她失去的日子。她只是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样拿回手里。
散会时，苏婉清提着收纳袋起身。江野伸手想接，她摇头。
“不重，我自己拿。”
走到门口，她把袋子换到左手，右手扶了一下墙。江野没去抢，只放慢脚步，与她并排走出那道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