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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书涛伸手拿过那个物证袋，轻轻放在桌上。
二十四根金条，整整齐齐地码在袋子里，每根都有拇指粗，十两重。黄金特有的光泽，在惨白的灯光下，晃得人眼睛发疼。
“一共二十四根。”武书涛看着贺西洲，缓缓道，“你说说，这也是你爱人种果树养猪攒的？还是你弟弟妹妹给你凑的养老钱？”
贺西洲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怎么会？怎么可能？
那些金条，是他藏了十几年的家底。他思来想去，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谁能想到，堂堂县委副书记，会把金条埋在花盆底下？平日里没人敢动他的花，就算家里进了贼，也只会翻箱倒柜，绝不会去搬沉甸甸的花盆。
他藏了这么多年，连老伴都没告诉，居然就这么被发现了？
贺西洲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他身子一软，重重地靠在椅背上，整个人瞬间苍老了十岁。刚才还挺得笔直的腰杆，一下子就塌了下去。
伪装了一辈子的清廉人设，经营了半辈子的老好人形象，就在这二十四根金灿灿的金条面前，崩得彻彻底底。
武书涛拿起笔，在记录本上写下一行字，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贺西洲同志，现在，请你如实交代这些黄金的来源，以及你和白湖乡党委书记马德贵之间的经济往来问题。组织给你机会，希望你能把握。”
贺西洲抬起头，看着桌上那袋黄澄澄的金条，眼神空洞。
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完了。
“贺书记，你再想想。”武书涛终于开口，声音不高，“白湖乡去年那笔十二万的修路专项款，账目上差三万二的缺口，钱去哪了？”
贺西洲肩膀猛地一颤，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半个字也吐不出来。武书涛又慢悠悠抛出第二件事：“还有你小舅子去年办的那张林木采伐证，批的是五十方，实际砍了两百二十方。多出来的一百七十方，是谁给他担的保，又是谁帮他平的账？”
这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贺西洲林绷的神经。他整个人脸色瞬间灰败下去，武书涛见状，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推过去，又划了根火柴递过去。贺西洲接烟的手抖得厉害，狠狠吸了一大口，呛得连声咳嗽，眼泪都咳了出来。
“我说，我全说。”半根烟下去，贺西洲才哑着嗓子开了口，“这事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白湖乡的马德贵，也有份。”
“这几年白湖乡的项目，修路、造林、小学翻修，但凡上面拨专款，马德贵都会按三成抽出来给我。”贺西洲避开武书涛的目光，“他负责在乡里做假账、虚开发票套钱，我负责在县里批指标、走流程，给他开绿灯。别的乡拿不到的农林补贴，白湖乡每年都能拿大头；别的乡排不上队的修路计划，白湖乡年年都有份额……”
他一桩一桩地说，时间、金额、事由，说得清清楚楚。武书涛低头快速记录，心里却早有预料——贺西洲是县里的实权派；马德贵在白湖乡经营十几年，两人勾连在一起，白湖乡的账目乱了这么多年，根子终于挖出来了。
笔录做了大半，武书涛起身走出问询室，给唐振华打了个电话。
“贺西洲全交代了，每一笔都有对应。就差马德贵那边对口供了。”
“那就请马德贵过来。”唐振华语气果决。
“明白。”
挂了电话，唐振华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胀的眉心。贺西洲的问题没想到一查就牵出了马德贵。这个人他太了解了，白湖乡的老资格，手腕活、路子野，在乡里根基极深，当年徐慎在白湖乡受排挤，背后就是马德贵的手笔。只是唐振华也没想到，马德贵胆子这么大，敢和县委副书记联手套取专项资金。
纪检委的车下午两点出发去白湖乡，马德贵被请上车心里“咯噔”一下，隐隐生出不安。可他仗着自己在白湖乡经营多年，自问手脚干净，也没往最坏处想，一路上还主动搭话。
等车开进纪检委大院，看到武书涛站在楼门口等着，脸上没半点笑意，马德贵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他强装镇定地下车，打着哈哈：“武书记，怎么还劳你亲自等我？什么会这么紧急？”
武书涛没接他的话，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马书记，进去说吧，有人在等你。”
推开门，看到坐在里面的贺西洲时，马德贵看到贺西洲抬起头，和他对视了一眼，又迅速低下头，那副灰败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老马，别扛了。”贺西洲声音发飘，“我都认了。我都跟武书记说了。”
马德贵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指着贺西洲，手指都在抖：“你、你胡说八道！”
“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贺西洲苦笑一声，“账都在我笔记本里记着，哪年哪月多少钱，办的什么事，一笔不差。你扛不住的。”
武书涛把笔录本往马德贵面前一放，语气平淡却带着威压：“马书记，贺副书记都交代了。政策你也懂，主动交代和被动查实，处理起来不一样。”
马德贵站在原地，胸脯剧烈起伏着，盯着桌上的笔录，眼神变幻不定。他知道贺西洲既然开了口，就肯定把底都兜了，自己再硬撑，只会落个“态度恶劣”的罪名。长叹一声：“我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