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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时号舍。
苏时正双手捧着陈文先生出发前塞给她的小铜壶，指尖被铜壁上温热的温度捂得一片暖融。
她低垂着眼帘，小口抿了一下参茶，清苦甘甜的香气在唇齿之间化开。
案头之上，那张薄薄的黄麻公文纸上，《代豫州刺史上流民冲关表》这几个字在透窗而入的微光下静静躺着。
天下所有的举子，所有的官僚，乃至那些饱读经史的宿儒，都在试图在这张纸上证明自已的忠诚，或者证明对方的罪过。
甚至连这道考题本身，都在逼着写表文的人去选边站队。
你豫州到底是认罪还是甩锅？
你到底是要杀人还是要借粮？
可苏时的思维，却早已经脱离了豫州刺史那张小小的公案。
在《江宁风教录》的案头前，她写过底层女工的血泪，写过大运河纤夫的号子，她太清楚天底下那些看似无解的民变与冲突，究竟是如何在笔墨之间被煽动，又是如何被抚平的。
更重要的是，在明月楼上，在与太子的推演之中，她看清了大夏朝堂最高处那个身居九重的孤独帝王。
“皇帝坐在紫禁城那张冰冷的龙椅上，看到这样一道八百里加急的血书，他最怕什么？”
皇帝不怕死人，天下哪一年不饿死几千几万人？
皇帝最怕的，是失控。
是地方官僚各自为政、割据推诿，最后逼得十万流民揭竿而起，在青史竹帛上，给他这个当今天子，扣上一顶社稷倾覆的亡国昏君帽子。
而皇帝最想要的，又是什么？
皇帝最想要的，是在不花内帑一两银子，不伤及朝廷体面的前提下，既能把这场迫在眉睫的民变按下去，又能顺水推舟，彰显出天子德配天地的千古盛名。
公文的至高境界，从来不是下级向上级的乞怜，更不是官僚之间的攻讦。
公文，是替天子递台阶。
是替最高统治者，把一场即将引爆天下的滔天祸事，重构成一场彰显盛世仁政的天赐大考。
“破局的第一步，绝不能顺着考题的思路去定罪。”
苏时提起小笔，在草稿纸的一角，写下了叙事两个字。
大夏两百年的朝廷公文，最恶劣的习惯就是非黑即白。
只要出了乱子，就必须抓出一个替罪羊来顶罪。
若是把流民定为谋逆暴民，那皇帝就必须下旨发兵镇压，可朝廷根本拿不出几十万两军饷去打内战，皇帝只会被逼进死角。
若是把冀州定为见死不救的罪魁祸首，那冀州刺史背后盘根错节的北方世家立刻就会掀起狂澜，朝堂立刻四分五裂。
“两边都不能定罪。”
苏时的笔尖在宣纸上轻轻一划。
她要为这场惨烈的冲突，重新建立一套让全天下所有人都能体面解套的全新叙事。
流民冲关，错在谁？
错在苍天降灾，错在旱魃肆虐！
豫州的十万流民为什么冲关？
不是谋逆，不是作乱，而是一个个快要饿死的儿子想给母亲讨一口麦糊，一个个绝望的父亲想给怀里的婴儿挣一口活命水。。
这是人伦至情，这是天地间最朴素的求生本能。
而冀州的边防官兵为什么闭关？
是因为冀州守将恪尽职守，守护身后数百万冀州父老免受流寇之扰。
这是忠臣之责，这是封疆大吏守土安民的恪尽职守。
“双方皆无罪。”
“双方皆是陛下治下至孝至忠的赤子。”
苏时的唇角泛起了一抹笑意。
这一笔落下去，整个事件的性质变了。
这场官逼民反的丑闻，变成了一场“赤子求生之人伦，与边臣护土之忠责，在无情天灾之下激荡碰撞出来的惨痛悲歌”。
皇帝看到这里，心头那一根紧绷的神经瞬间就会松下来。
朝廷不需要背负逼反万民的骂名，更不需要在两个封疆大吏之间去艰难割肉。
既然双方皆是赤子忠臣，那朝廷该怎么做？
朝廷要做的，是“以天地之大仁，化解天灾之严酷”。
这就引出了苏时为大夏体制设计的最核心的一张底牌。
打破行省壁垒，设立大夏跨省赈灾统筹总署。
苏时深知，大夏朝廷每一次面对流民大灾，之所以总会演变成邻省拔刀相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夏立国二百年来，各行省之间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僵化体制。
行省之间有边界，可天灾没有边界。
流民没有边界。
豫州刺史在表文中向天子请旨：
借此次豫冀两省之大危局，顺水推舟，由中枢直接打破行省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