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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通号舍。
案板上的木尺、小刻刀、印泥盒子，依然笔直地排成一条没有任何偏差的直线。
周通坐在冷硬的木板上，两只手自然平放在膝头、
“十万流民冲破界防关卡，抢夺邻省官仓，两省守军动了刀兵……”
周通在心底复述着这一段背景。
周围号巷里，那些自幼读烂了经书的举子们，此刻在想些什么，他大致能猜得出。
那些人，要么把这十万饥民看作是一群该千刀万剐的反贼，嚷嚷着调兵大开杀戒。
要么把他们看作是一群待哺的羔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朝廷施舍恩典。
“天下之大弊，莫过于是非不分，罪责不明。”
无论是视万民为草芥的酷吏屠夫，还是脱离律法实际的文人滥善，在周通看来，本质上都犯了一个致命的糊涂病。
他们把这十万流民，当成了一个没有分化的模糊整体。
只要有人动了手，所有人就全成了反贼。
只要有人死了，所有人就全成了苦主。
这叫什么公文？
这叫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治大国如断大狱。
天下从来没有一锅端的人心，更没有一刀切的乱局。
要解开这道表文的死结，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哀求，更不是去调兵，而是拔出一柄精密的法理手术刀，把这团看似无法分割的十万人，层层剖开。
第一层刀，剥离罪与非罪。
冲关抢粮，在大夏律法深处，究竟构不构成谋逆之罪？
大夏律刑名卷里写得清清楚楚：
“诸遇大水旱疾疫，贫不能自存，就食他境者，官司验实，听其往来，不得以流民盗贼论。”
老百姓在自家地界上大旱三年，草根树皮吃尽，为了不被活活饿死，扶老携幼涌入邻省吃一口粮食，这在大夏正统的刑法原理上，根本就不是什么造反叛逆。
这叫避死求生。
这叫天灾之下的法定紧急救济。
他们吃的是官仓的粮食，官仓本来就是防灾用的，吃了粮食，至多算作民事债务亏欠，怎么就成了该被诛九族的死罪？
朝廷若真听了那些酷吏的谗言，派兵去把这九万多只为了求一口饭吃的老实庄稼汉当反贼剿了，那不是维护法度，那是朝廷在知法犯法，是在逼民造反。
那么，朝廷严令要正法的倡乱首恶，到底是谁？
这便是周通要落下的第二层刀。
精准定性真凶。
十万饥民如潮水般涌入关卡，绝大多数人满脑子想的只是在粮仓前抓一把糙米咽进肚里。
可在那混乱的人潮之中，难道就没有真正的恶棍吗？
当然有。
周通太懂人性的阴暗面了。
大乱之中，必有地痞亡命徒趁火打劫。
有人借着人流掩护，拔出尖刀捅死了守关的兵丁。
有人趁乱纵火焚烧官署文牍，趁机打劫边界民宅商铺。
有人强掳民妇，有人抢掠行客钱财。
这些趁灾作乱，借机行暴的凶徒，才是真正触犯了《大夏律》杀人抢劫重罪的倡乱首恶。
把这几十个混在饥民堆里的真正恶霸，同九万多饿得走投无路的普通百姓剥离开来，这案子，瞬间就清爽了一大半，
有了这层法理上的明辨，那两省动刀动枪的死结，该怎么解？
冀州刺史为什么大发雷霆？
因为冀州死了守兵，丢了粮食，受了窝囊气。
豫州刺史为什么心虚害怕？
因为惹祸的是豫州跑过去的人，豫州理亏。
两省之所以在边界拔刀相向，是因为没有一个公正合法的审判台。
冀州觉得自已受了侵害，想用私兵报复。
豫州怕自家百姓被屠杀，想用官军硬顶。
两省官府越想私了，事情越闹越大。
“那就立堂升堂，把事情放在青天白日下审明白！”
豫州刺史在表文中向皇帝奏请的第二项大策，是建立程序。
奏请朝廷明降谕旨，由豫冀两省提刑按察使司联名，在界关当场设立豫冀跨省联合提刑特巡庭。
不动私刑，不搞大军屠杀。
就在两省界口，设三尺法台，两省提刑官共同坐堂。
公开审判，当众对质。
守关兵丁是谁杀的？
凶器在何处？
人证在哪里？
官仓是谁放火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