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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后,台南这一带,白天还是热得很。
高雄港往北走几十里,沿着河岸,成片的荒地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模样。
左边是望不到头的田,新翻的土垄一垄压着一垄,插着简易的木牌,写着谁家开垦、垦了多少亩;右边更热闹——冶铁的炉子冒着黑烟,造船的船坞里叮叮当当敲了一整日,木屑堆得跟小山一样高。再往远,还有纺麻的、烧砖的、做铁器的,一片连着一片,一听那动静,就知道这地方在往前赶。
这半年,台湾的动静实在太大了。
南洋航线打通了,海贸赚得盆满钵满,林墨把赚来的银子,一股脑往两处砸:一处是垦荒,一处是工坊。
荒要开,田要种,粮食是根;工坊更要办,铁器、船只、器械、火药,哪一样都得自己造得出。
于是台南、高雄、基隆一带,冶铁工坊、造船工坊、铁器工坊接连开工,一处一处的烟囱冒起来,一座一座的炉子点起来。
工坊一开工,就得要人。
恰好这半年,北方打得稀烂,后金劫掠、灾荒连年,山东、河南、北直隶的百姓成群结队往南逃。
吴风的移民安置司忙得脚不沾地,从山东几个港口接人、登记、安置,一船一船往台湾送。
一个多月下来,全岛新增移民近十万。加上早先来的,全岛人口早破了三十万,还在往上冲。
早来的那批人,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三年前上岛的移民,只要肯出力,每人分得几亩荒地,免税三年。
地是自己的,种出来的粮是自己的,日子虽苦,可心里有底。
这几年风调雨顺,收成一年好过一年,好些人家已经盖起了砖房,养了牛,孩子送进了学堂。走在台南的街上,问一声“日子过得如何”,十有八九是笑着答:“托台主的福,安稳。”
可后来的这批人,运气就没这么好了。
地分完了。
头几年好开的平地、近水的地,早就被人占了;剩下能开的,要么在山上,要么是盐碱滩,光靠一双手开不出来。移民安置司也没别的法子,只能把人往工坊里塞。
工坊给的工钱其实不低。
一个壮劳力,一个月能挣到三百多文,管吃管住,伙食里还有番薯和咸鱼。
比起在大陆饿死、被兵砍死,这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可老百姓的心思,不是这么算的。
这天收工,天擦黑,冶铁工坊外头,一群工人蹲在墙根下啃番薯。
一个姓陈的中年汉子,四十来岁,山东逃过来的,原先在家乡是佃户,给地主种了二十年地。
他啃了两口,忽然把番薯往地上一放,闷声道。
“我算是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什么?”旁边一个年轻些的问。
“工钱一个月三百文,是不少了。”陈汉子道。
“可咱们手里攥着的是钱,不是地。钱能买东西,可这地要是没了,将来老了、干不动了,靠什么活?在山东,我租人家的地种,好歹地在那儿,人家不让我种,我还能另找一家。可在这儿,地全是台主手里的,咱们就是个替人干活的,人家哪天不要咱们了,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旁边几个人听了,都不说话了,闷头啃番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