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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读到这一句，《民报》编辑或也大吃一惊，梁启超甚至对孙文表现出同情。
梁以日本历史为例，大石正己、松田正久、林有造，他们在20年前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常对政府为激烈危险的行动，而屡次搜狱者也”。但日后，被吸纳入既有体制，“皆尝为国务大臣，赫赫有声焉”。
这篇文章令梁启超的摇摆性格，再度显露。
或许，他也在向革命党势做善意举动，以和缓双方气氛，不过，这也很容易被看作软弱。
杨度赞扬了他，他始终劝梁启超以攻击政府为主，以赢得民心。
梁启超的行文，也很容易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看作一个新证据，清政府的改革都是半心半意的，甚至是伪改革。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诚意推动改革，或能避免王朝的倾覆。
但很有可能，改革的动机的确是真诚的，恰是改革本身，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于是，
托克维尔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改革的行动本身，会把原先潜伏的不满公开化。让步会激起新的要求，而不是平息旧的不满”。
在某种意义上，清王朝的改革步伐不可谓不大。
自1905年秋天，五大臣考察宪政以来。北京推出了一连串的改革，甚至沿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也一下子废除。
1906年，记者莫理循发现帝都新气象，这个城市“展现出一个发展中城市的骄傲，处处呈现出比较健康的道德挂念……道路在改善，警力在加强，马车和人力车满街跑，电信事业蒸蒸日上，沿街修造了许多公共厕所，对有伤风化的广告进行了大清洗……”。
赫德说起，“新生的民族精神”，英国公使萨道义说，“中国的民族精神正在觉醒”，他经历过明治维新初期，大概有了类似感受。
但改革带来的希望，随即迅速膨胀。它也让人想起托克维尔另一段话：“当苦难看似永无解决之日，人们便默默忍受；一旦人们心中萌生苦难可以被消除的念头，原本的委屈就变得再也无法容忍。一部分弊病纠正这件事本身，会让人们注意到其余尚未解决的恶政，后者因此显得更加难以忍受；人们承受的苦难或许变少了，但对苦难的感知却被放大”。
托克维尔相信，只有治国技艺极高超的统治者才可能避免其厄运。很可惜，满清的统治者缺乏这种技艺，他们越是试图改变些什么，越把自己推向覆灭。
***
“二十七。”
雨燕喃喃地说，黑暗如潮水般涌来，将安西彻底吞没。
而在黑暗的最深处，一双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在雨夜，她就这样盯着安西，一个瞎子，被一个女人这样盯着，也是头皮发麻。
那种感觉，像是一根极细极冷的针，从后脑勺扎进去，顺着脊椎一节一节往下刺。
安西看不见，但他能感觉到。那种被注视的感觉，不是来自某一个方向，而是从四面八方同时渗进来，像雨水浸透衣衫，像寒气渗入骨髓。
他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不敢动，一动就是死。
雨丝落下来，细密而无声，打在已经熄灭的气死风灯罩上，发出极其轻微的、像是蚕在啃食桑叶的声响。
又像是什么东西在啃食骨头，显得说不出的诡异。
安西的耳朵微微抽动，他听到了雨燕的呼吸。
那呼吸平稳得不像是一个活人。
只有杀气，在雨夜中蔓延。
***
“你在Jb娱乐城的办公室确实安全，可是，烧坊也很安全，你为什么要让袁文、流星、麻美三个人去你的办公室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因为我要制造她们其中某个人不在场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