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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半,省纪委两个人到了郑副省长办公室。郑副省长本人已经去了省纪委写材料,唐文军留在办公室等着。铁皮柜的钥匙在唐文军手里,他掏出来的时候手在发抖,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下才拧开。柜门打开,里面码着几摞文件盒、两本相册、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一个黑色铁皮茶叶盒。省纪委的人戴上手套,一样一样往外取。
文件盒里装的是近年来的会议记录和讲话稿,没什么特别。相册翻开,都是郑副省长到各地检查工作的照片,也没什么问题。牛皮纸文件袋里是几份购房合同和票据,跟齐海涛之前说的对得上。最后那个铁皮茶叶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摞银行卡和存折。省纪委的人把银行卡逐张登记,发现其中有四张卡的开户名是刘桂芳,另外三张卡的开户名是郑副省长的外甥女和堂侄。卡里的余额不等,少的几千块,多的十几万。
唐文军站在旁边,脸色越来越白。省纪委的人问他:“这些卡你见过吗?”唐文军摇头:“没见过。郑副省长平时不让我碰他的抽屉。”省纪委的人又问:“你知道这些卡是干什么用的吗?”唐文军说:“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清点完铁皮柜,省纪委的人把东西装了三个证据袋,封了口,让唐文军签字确认。唐文军签完字,问了一句:“郑副省长今天还回来吗?”省纪委的人说:“他今天不回来了。你把他手头没办完的文件整理一下,列个清单,明天交到办公厅。”
唐文军应了一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翻文件。他翻得很慢,翻两页就停下来发一会儿呆。省纪委的人走了之后,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又放回去,过了几分钟又掏出来看了一眼,最后把手机放在桌面上,两只手抱着头,趴在桌子上不动了。
当天晚上,林少虎把唐文军的通话记录调出来了。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唐文军一共打了七个电话。第一个打给郑副省长,没接。第二个打给齐海涛,齐海涛接了,说了不到一分钟就挂了。第三个打给一个北京的固定电话,通话时长四分钟。第四个打给赵本旺,通话时长两分钟。第五个打给省发改委投资处副处长,通话时长一分半。第六个打给郑副省长的老婆,通话时长三分钟。第七个打给一个省城的手机号,登记在唐文军表弟名下,通话时长四十秒。
吴良友看着这份通话记录,把北京那个固定电话号码圈了出来:“这个号码查过了没有?”
“查过了。登记在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名下,公司法人代表叫孟凡,是顾部长以前在省经委时的司机。公司早就注销了,但电话还在用。”林少虎说。
吴良友把那个号码抄在便签纸上,递给林少虎:“让沈红从北京那边查一下,这个号码最近半年跟谁联系过。唐文军打这个电话,不是随便拨的。他是在找顾部长留下来的关系,想给自己留后路。”
林少虎应下,又问:“齐海涛那边,今天下午唐文军给他打电话说了什么?”
“齐海涛刚才发短信过来了。唐文军在电话里问他‘郑副省长今天到底怎么了’,齐海涛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医院躺着。唐文军又问‘城东那套房子的钥匙还在你手里吗’,齐海涛说‘钥匙在我老婆那里,我住院她拿着’。唐文军没再问,挂了。”
吴良友点了点头。齐海涛这话答得滴水不漏——钥匙确实在他老婆手里,但真正那把黄铜钥匙已经在秦厅长裤兜里揣着呢。唐文军就算去找齐海涛老婆要钥匙,也拿不到城东房子的门禁卡。
“齐海涛这个人,脑子转得快。”吴良友说,“让他继续在医院住着,别出院。唐文军要是再打电话来,他就说肠胃炎还没好,医生说再观察几天。”
林少虎应下走了。吴良友拿起座机打给冯书记:“冯书记,唐文军今天下午给赵本旺打了电话,还打了一个北京的固定电话。那个号码是顾部长以前司机的。我让沈红查了,明天应该有结果。另外,唐文军给郑副省长的老婆也打了电话,说的什么不知道,但郑副省长老婆接了电话之后,晚上去了她姐姐家,没回自己家。我估计她是在转移东西。”
冯书记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郑副省长老婆那边,我让专案组派人盯着。她要是往外搬东西,我们就以‘涉嫌转移涉案财物’的名义截下来。唐文军那边,明天上午你把他的手机收了。以‘集中学习’的名义,让他把手机交到办公厅保管。他要是问为什么,就说‘省里统一安排,所有跟郑副省长案子有关的工作人员都要配合调查’。他不敢不交。”
吴良友应下。挂了电话,他翻开笔记本,在“唐文军”三个字旁边画了个圈,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字:“北京那个号码——顾部长的司机。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