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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一步走得很大胆，财政部内部备忘录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她手里那个人敢把这种东西递给她，说明她在那个人心里比财政部更值得信任。他放下报纸，把最后一口面包咽下去。
上午的会开了三个小时。瑞典人、挪威人、芬兰人、丹麦流亡政府的代表，还有几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围着一张很长的桌子，讨论战后医疗物资的分配原则。
英国人主张按需求分配，美国人主张按贡献分配，两边说的都是道理，底下的算盘珠子拨得哗哗响。
埃德蒙没有多说话，该他发言的时候他把英国政府的立场陈述了一遍，说完就坐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
坐在他旁边的芬兰代表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耳朵有点背，每次有人发言他都要侧过头来问旁边的人“他说什么”。
问了三次之后，埃德蒙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推过去。老头低头看了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把纸条折好夹进笔记本里。
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在走廊尽头的茶水间接了一杯咖啡。
走廊很长，窗户又高又窄，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雾气。他端着咖啡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景。
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在雾里若隐若现，屋顶错落有致，颜色灰扑扑的，像一幅被水洗过的铅笔画。
他想起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去看过那些被战争夺去父母的孩子，想到那个叫汉尼拔的男孩，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他喝完咖啡，把杯子放在窗台上。
下午的会议比上午更沉闷。
有人提起那支被困在冰天雪地里的德国军队，试图把谈判变成一场道德审判。
埃德蒙偶尔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大多数时候只是听着。
散会的时候，有人叫住了他。
是挪威流亡政府的卫生顾问，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花白，瘦削，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点桌面。
“泰勒先生，您上次在伦敦提到的那个医疗物资储备计划，我们很感兴趣。不知道您这次有没有时间详细谈谈？”埃德蒙想了一下明天的日程，空着的格子不多。他把那个格子递给她。“明天下午三点，我在酒店。”
回到酒店已经快六点了。
天早就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在雾气里化开。
他脱了大衣挂在衣架上，松开领带，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了巴洛房间的号码。
“巴洛，明天下午三点的会，你帮我准备一份资料。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十月，英国通过挪威流亡政府渠道运往北欧的医疗物资清单。要详细到每一批的数量、品种、目的地、接收人。清单越详细越好。”
巴洛在那头顿了一下。“部长，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十月，这个范围——”
“能查到多少算多少。查不到的注明‘待核实’。”
“好的。”
他挂了电话，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把窗帘吹得轻轻动了一下。
他想起菲利普。
埃德蒙出差的第三天，菲利普在伦敦参加了一场关于战后军官转业安置的公开听证会。
威尔特郡的某家地方报纸在第三版左下角登了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报道，标题是“卡文迪许上尉呼吁重视基层军官就业需求”。
文章不长，大意是基层军官在战场上立过功，回到地方不应该从零开始。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对接机制，把他们的人脉和技能转化为就业优势。不是施舍，是承认。
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发言，但这是菲利普第一次以“牵头人”而不是“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开报道里。他把那张报纸剪下来，折好放进公文包的夹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