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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清算藩王的消息，通过驿站的快马和运河上的商船，一路向南传播。
到了江南地界，消息已经发酵成了各种版本。
有人说福王被当场斩首，有人说楚王在狱中自尽，还有人说朝廷要把所有藩王都流放到海外荒岛上去。
虽然传言多有夸大，但核心事实是清楚的——朝廷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南京，秦淮河畔，一盏盏灯笼在夜色中摇曳。
河上的画舫依然来来往往，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表面上看，这座曾经的陪都依旧繁华。
但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河两岸那些往日灯火通明的酒楼茶肆，有不少已经早早关了门。
街上巡逻的兵丁比以前多了，行人脸上的神色也比往年凝重了许多。
城南，一处不起眼的宅院里，灯火通明。
宅院的主人姓周，是苏州织造周家的旁支，在南京城里经营着几家绸缎庄和一家钱庄。
今晚他做东，请了七八位来自苏州、松江、常州、嘉兴等地的士绅代表，名义上是赏梅，实际上是商量大事。
客人到齐之后，周老爷让下人关上了院门，又吩咐管家守在门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客厅里烛火跳动，映着几张神色各异的面孔。
坐在主宾位置上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须发花白，面容清癯，穿着一件半旧的靛蓝色长袍，手里捻着一串檀木佛珠。
此人姓徐，是松江徐家的族长。
徐家在松江经营了几代，田产众多，在地方上颇有声望。
他说话不紧不慢，但每句话都分量不轻。
徐老爷子环顾了一圈在座的各位，开口道：
“今天把诸位请来，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是为了什么事。
北边的消息，想必诸位都已经听说了。
福王被押解进京，楚王被削爵抄家，唐王、沈王虽然保住了爵位，但也被收走了大半田产。
就连远在桂林的靖江王，也没能躲过去。”
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中年胖子接口道：
“何止是藩王。诸位知不知道，扬州那边，盐商和几家大户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
有的抄家，有的流放，有的至今还关在大牢里，连个探视的机会都不给。
扬州的盐引，现在已经全部收归朝廷直管，一粒盐都不让私人碰了。”
这人姓钱，是常州的大粮商，在江南各府都有粮铺，消息灵通得很。
坐在钱老板旁边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秀才，姓陈，在嘉兴开了一家书院，平日里以教书为生，很少参与这些聚会。
但这次他也来了，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
陈秀才放下茶杯，慢悠悠地说：
“在下有一事不解。这位稷王殿下，自掌权以来，先是整顿北直隶，继而收复辽东，接着出兵台湾、吕宋，现在又开始清理宗室。
每一步都走得极稳，仿佛早有预谋。可他为什么偏偏对江南不闻不问？”
客厅里安静了片刻。
徐老爷子捻了捻佛珠，叹了口气：
“不是不闻不问，是故意不闻不问。
陈秀才，你想想看，这些年北方的政策，哪一样是对江南有利的？
朝廷的新式纺织工坊，全部建在天津和保定，江南的丝绸和棉布，原本是畅销天下的，现在北方的机器织布产量又高、价格又低，已经抢走了我们大半的市场。
再说粮食，以前江南的漕粮是朝廷的生命线，可现在呢？
东北的辽河平原开了荒，山东的黄河故道修了渠，河南的淤地也复了耕，北方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朝廷对江南漕粮的依赖已经大大降低了。”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几分：
“最要命的是，南京的陪都地位被撤销了。
各部衙门陆续北迁，留在南京的，只剩下一些养老的闲差和看守衙门的小吏。
没有了衙门，就没有了公务消费；没有了公务消费，城里的商铺、酒楼、客栈，生意就一落千丈。
老夫在南京住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今年这般萧条的景象。”
钱老板拍了一下大腿，接话道：
“徐翁说得对。
而且你们注意到没有，朝廷现在修铁路、架电线、开矿山、办工厂，这些投入巨大的工程，全部集中在北方。
江南呢？一条铁路都没有修，一根电线杆都没有架。
朝廷的理由是‘江南水网密布，舟楫便利，无需另建铁路’。可实际上呢？这就是要把江南晾在一边！”
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人忍不住开口了。
他姓张，是苏州一个书香门第的子弟，年纪不大，但言辞犀利：
“晾在一边倒也罢了。
可问题是，朝廷虽然没有明令打压江南的商业，但各种隐形的限制却越来越多。
比如说，北方生产的货物通过运河运往南方，沿途关卡一律减税甚至免税；而南方的货物运往北方，却要照章纳税，一文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