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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三年,夏。
湘赣边界的醴陵山区,暑气被层峦叠嶂的峰峦滤成了浸着铁锈味的湿闷,山风卷着松涛,裹着若有似无的硝烟气,从百丈高的隘口翻卷而过,拍在七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的脸上。
他攥着望远镜的指节泛着青白,镜筒里,山道尽头的林子里,又腾起了一缕灰黑色的尘烟——那是日军的辎重车队,又往前沿阵地压过来了。
三天前,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的军令像烧红的烙铁,砸在了三十集团军的指挥所里:
“东线是衡阳的命门,日军要从醴陵插过去,把方先觉的第十军困死在衡阳城里。
三十四师、新十五师,全部压上去,把这道口子给我焊死。
人在阵地在,哪怕打光最后一个人,也不许放一个鬼子从山里过去。”
没有多余的废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王陵基是出了名的“王灵官”,治军铁面,军令如山,接到命令的当天夜里,七十二军的主力就像两条蛰伏的铁流,从湘鄂赣的驻地拔营而起,沿着山间仅能容一人通行的石板路,全速向醴陵、攸县一线的山地机动。
三十四师走的是左路,抢占醴陵城北的枫岭隘口。
这隘口是整个东线山道的“锁喉”之处:
两边是刀削一样的悬崖,中间的山道最宽处不过丈余,别说展开一个联队的兵力,就是一个中队,也得排成一字长蛇,慢慢往里钻。
师长站在隘口的岩石上,看着脚下仅能容三辆卡车并行的山路,心里终于落了半分底——
这地方,就是老天爷赏给川军的阻击场。
“把所有的地雷,全部埋在山道的拐弯处。”
他蹲下身,用手指戳了戳脚下被雨水泡软的红土,“从隘口入口往里,每隔五丈,埋一组压发雷、绊发雷,再混上几个集束手榴弹,给我埋深点,别让鬼子的探雷器扫出来。”
“重机枪连,把两挺马克沁架在隘口两侧的山头上,位置选在半山腰的石缝里,别暴露太早,等鬼子的先头部队进了隘口,再给我往死里打。”
“新十五师那边,守住右侧的鹰嘴岩,别让鬼子绕到我们侧后,一旦鹰嘴岩丢了,我们整个隘口的阵地,就成了鬼子的靶子。”
一道道命令像打在石板上的钉子,钉得扎扎实实。
川军的士兵们大多是从四川山里出来的汉子,打山地战本就是刻在骨头里的本事。
他们不用军官催促,扛着铁锹、背着炸药,在山头上挖工事、凿掩体,把悬崖上的石缝掏空,用树枝、泥土伪装成天然的岩石,把机枪阵地藏得严严实实;
把山道旁的灌木丛砍出缺口,做成预设的火力交叉点;
甚至把山涧里的溪水改道,让它顺着山道往下流,把原本就泥泞的山路泡成烂泥塘,让日军的汽车、炮车根本开不动。
所有人都清楚,这一仗,不是为了争功,不是为了夺地,是为了给衡阳城里的弟兄们挡刀。
第一天的平静,在午后的枪声里被彻底撕碎。
日军的东线兵团,是从武汉方面军抽出来的精锐,号称“山地之狐”的第六师团一部,清一色的三八大盖,配着九二式步兵炮,行军的尘土在山道尽头扬起,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直直往枫岭隘口撞过来。
日军的指挥官显然也知道这隘口的凶险,先头的小队没有贸然往里冲,而是架起了掷弹筒,对着隘口两侧的山头,就是一通乱炸。
炮弹在山头上炸开,碎石混着泥土乱飞,藏在掩体里的川军士兵,把脑袋往战壕里一缩,任由弹片从头顶呼啸而过,没人开枪,没人露头。
“师座,鬼子在试探火力。”参谋长趴在师长身边,声音压得极低,“要不要让前沿的班排,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师长摇了摇头,望远镜死死盯着山道上的日军:“不急,让他们再往里走点。等他们的大队人马进了隘口,首尾不能相顾,再打。”
日军的试探打了十几分钟,见山头上毫无动静,以为川军的防线早就被炮火轰垮了,指挥官拔出指挥刀,往前一挥,大队的日军就端着枪,排成密集的队形,顺着烂泥一样的山道,往隘口里挤。
卡车的轮子陷在泥里,士兵们推着车,喊着号子,整个隘口里,全是杂乱的脚步声、吆喝声、引擎的轰鸣声。
“打。”
师长的声音刚落,山道上,率先腾起了一连串沉闷的爆炸。
“轰!轰!轰!”
埋在泥里的地雷、集束手榴弹,在日军的队伍里连环炸开,走在最前面的几个日军,瞬间被炸得飞了起来,断肢和血雨混着泥块,砸在后面的士兵身上。
最前面的卡车直接被炸翻,横在山道中间,把后面的车队堵得严严实实,进退不得。
几乎是同时,两侧山头上的马克沁重机枪,发出了“哒哒哒”的咆哮,火舌从伪装的石缝里喷出来,交叉的火力像一把把锋利的镰刀,对着挤在山道里的日军,疯狂收割。
没有任何躲避的空间,没有任何展开的余地。
狭窄的山道里,日军挤成了一团,前面的人想往后退,后面的人想往前冲,人撞人,车撞车,密集的子弹扫过去,就是一片成片的倒下。
鲜血顺着山道往下流,把原本就红的泥土,泡成了浓稠的暗红色。
日军的指挥官又惊又怒,连忙下令后撤,同时架起九二式步兵炮,对着两侧的山头疯狂轰击。
炮弹在山头上炸开,把原本就简陋的工事炸得粉碎,几个来不及转移的机枪手,连人带枪被掀翻在战壕里。
“撤,把机枪阵地往后挪二十米。”师长扯着嗓子喊,“别跟鬼子的炮火硬刚,等他们的炮停了,再给我打。”
川军的士兵们动作麻利,扛着机枪,顺着山头上早就挖好的交通壕,快速转移到预设的备用阵地。
日军的炮火轰了足足半个小时,把隘口两侧的山头炸得光秃秃的,却连一个川军士兵的影子都没打着。
等炮火一停,日军又端着枪,想趁着烟雾冲过隘口,刚冲到山道中间,两侧的机枪又响了,刚冲上去的十几个日军,瞬间就被扫倒在地。
第一天的战斗,从午后一直打到天黑。
日军在枫岭隘口丢下了上百具尸体,连隘口的一半都没冲过去,只能灰溜溜地撤到了山道尽头的林子里,扎下了临时营地。
夜里的山风,带着刺骨的凉意。
前沿的阵地上,士兵们就着山泉水,啃着硬邦邦的糙米窝头,一边吃,一边修补被炮火炸坏的工事。
伤员被抬到后方的临时救护点,没有麻药,军医就用烧红的镊子,夹出嵌在肉里的弹片,伤员咬着木棍,疼得浑身发抖,却连一声哼都没有。
师长蹲在战壕里,给前线的班长们递烟,烟卷是劣质的旱烟,抽起来呛得人直咳嗽,却没人嫌弃。
“弟兄们,再坚持坚持。”他的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衡阳城里的弟兄,比我们苦多了。我们多守一天,他们就多活一天。”
没人说话,只有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暗,像山头上不肯熄灭的星子。
接下来的日子,成了无休止的拉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