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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今年的情况，比他路上看到的还要糟糕十倍。
先说米价，年初的时候，一石米还是一两二钱银子。
到了三月，涨到了一两八钱。
五月大水之后，米价直接翻了一番，突破了三两。
如今十一月，米价已经涨到了三两八钱一石——比年初涨了三倍还多。
而百姓的工钱呢？一个壮劳力在码头上扛一天货，挣三十文钱，够买两碗粥。
一家五口人要活下去，一个月至少要一石半的米，那就是将近六两银子。
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二三十两。
也就是说，一家人的全部收入，都拿来买米都不一定够。
再说盐价，两淮的官盐，定额是每斤二十三文。
可实际上，百姓买到手的盐，没有低于四十文的。
偏远一点的乡镇，盐贩子敢卖到六十文一斤。
而盐场的灶户卖出来的盐，成本不过三四文一斤。中间的差价去了哪里？
张鹏翮翻开盐运使衙门的账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各项开支、损耗、运输费用加起来，每斤盐的成本是十五文。
也就是说，朝廷规定的二十三文一斤，中间有八文的利润。
可实际卖到四十文，中间的十七文去了哪里？账册上没有答案。
然后是水灾，今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决口，洪水南下，灌入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水位暴涨，沿湖数十个州县被淹。
受灾百姓不下百万，朝廷拨了二十万两赈灾银，可张鹏翮翻遍了总督衙门的存档，只找到了一笔五万两的下拨记录。剩下的十五万两，去向不明。
还有河工，江南的运河、堤坝年年修、年年垮，修堤的银子年年拨、年年不够。
工部的案卷里写着“江南河工银每年定额三十万两”，可这些银子到底有多少真正用在了堤坝上？
张鹏翮翻了三天账册，越翻越觉得这江南官场，就像一座外表光鲜的大宅子，走进去一看，梁柱都朽了，到处漏雨，随时可能塌下来。
第四天早上，张鹏翮把周师爷叫到书房，问了一句话：“江南的官场，还有没有能用的官？”
周师爷沉默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回答：“东家，这个……卑职不敢妄言。”
张鹏翮盯着他：“你是我的师爷，你不妄言，谁来妄言？”
周师爷咬了咬牙，低声道：“东家，江南的官场，盘根错节。您在陕西那套雷厉风行的做法，在这里……怕是行不通。”
张鹏翮没有说话。
周师爷这句话，说得极轻，却重如千钧。
他跟在张鹏翮身边多年，深知这位东家的脾性——刚直、果决、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在陕西的时候，张鹏翮凭着一股狠劲，扳倒了好几个贪官，名声大噪，连康熙都亲自褒奖过他。
可江南毕竟不是陕西。
陕西的官场，说到底是一潭死水，水面上的鱼就那么几条，一眼就能看清谁在兴风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