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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米价从八毛跌回了三毛。
她只带了一杆枪、一匹马、一个人。但那杆枪是赵元庚的枪，那匹马是赵元庚的马，那个人是赵元庚的女人——她对所有人说“打完仗，他回来，你我不必再见”。这句话的分量比枪还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她说的是真的。而她从那些粮商面前转身时，忽然有一丝讽刺涌上心头——她现在正在做的事，和十年前她最恨的那个男人做的事，一模一样——拿他的名头压人。只不过以前他用强权抢她，现在她用他的强权替百姓从他手里抢命。这讽刺让她在马背上无声地笑了一下。
城门口的事更麻烦。守城门的几个保安团士兵趁乱收出城费，一个铜板不放行，一个铜板不落下，已经被百姓告到了县衙。徐凤志没有去县衙，她直接去了城门口，搬了把椅子坐在门洞里，对守门的什长说：“从现在起，百姓出城不许收钱。我在这看着。”
那个什长攥着拳头往前迈了一步，但随即被她抬起的眼神钉在原地。那眼神和赵元庚一模一样——不是暴怒，是冷；不是威胁，是笃定了你不敢。他退了回去，垂下眼睛，不敢对视。收钱的规矩从那一刻起废了。
消息从县城传到前线是在事发当天傍晚。几个从城里运弹药上来的士兵把城里的事当闲话说给前线的弟兄听：“听说旅长夫人亲自上街了，一个人骑一匹马，挨个收拾，把粮价压下来了，把城门口收钱的撤了，还把散布谣言的两个混账揪出来绑在县衙门口示众。”消息传到梁飞虎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虎头崖阵地上抽烟。听完他好一阵没说话，半晌才把烟屁股弹进山沟里，对着山下黑黢黢的沟壑说了一句：“我早说了，那女人比赵元庚能打。”
消息传到西山指挥所，赵元庚正对着地图和几个参谋推演日军可能的进攻路线。听完张吉安的汇报，他手里捏着红铅笔，那支笔在他指间停了好几息，然后头也不回地骂了一声“妈的”，嘴角却压不住地往上翘了一下。他放下笔，对张吉安说：“派人回去，把赵家大院所有能调的人手都安排上街，听她调配。”又问，“她带了几个人？”
“一个没带，”张吉安说，“就她自己。”
赵元庚沉默良久，最终哑声说了两个字：“服了。”
牛旦和他的小伙伴们同样闹着要上前线。几个半大小子在城隍庙后面开了个“军事会议”，从家里偷了柴刀和弹弓藏在庙后的干草堆下，连夜里谁站岗、谁放哨都安排好了。牛旦踢开庙门出来撞上他娘，还没张嘴，徐凤志就抄着手靠在他偷藏武器的那棵槐树上，像是已经在那儿等了好一会儿：“弹弓打鬼子？美国佬还差不多。真有种，去后方医院帮忙抬担架。”牛旦脸上僵了一瞬，然后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群同样被当场抓包的兄弟，把弹弓往腰间一别，仰头道：“抬就抬。”几个半大小子于是推推搡搡地进了救护所，被分去洗绷带、扛担架、给伤兵喂水。牛旦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血，他在担架旁吐了，吐完擦擦嘴又端起水碗继续喂。徐凤志在门帘缝里看了一眼，没有进去。
她回到县衙门口继续管粮价的时候，有人匆匆跑来报信——一群从前线退下来的溃兵正涌入城南，抢了两家铺子，伤了三个伙计，领头的据说是个逃兵什长，手里有枪。县保安团已经赶过去了，但溃兵人多，双方正在南街对峙，枪都举起来了。徐凤志翻身上马，没有叫任何人跟着，独自策马朝城南奔去。
南街的十字路口，溃兵和保安团隔着三十步对峙。溃兵的眼睛全是红的，衣衫不整，枪口乱晃，像是被炮火震散了所有纪律。县长站在保安团后面，嗓子已经喊哑了，几个被抢了铺子的掌柜蹲在墙角抹眼泪。
徐凤志翻身下马。她没有站到保安团后面，而是卸下腰间的配枪，走到保安团前面离溃兵群只剩十步之遥的地方。那双布鞋踩在碎瓦砾上，每一步都不急不重，却让对面的枪口齐刷刷抖了一下。她把枪放在马鞍上，空着手站定，腰间的剪刀柄从衣襟底下露出一小截银光。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整条南街都听见了。
溃兵群里有人认出她来——五姨太，旅长夫人，铁梨花。这个名字在赵元庚的队伍里比军令还响。他们或许忘了营长叫什么，或许连自己连队的番号都记不清了，但他们记得铁梨花。枪口开始往下垂，有几个溃兵别过脸去不敢看她。
领头的什长还在嚷：“弟兄们饿了，累了，打不动了，找百姓讨口饭吃怎么了？”
“讨饭吃，可以。抢铺子，不行。”她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半寸，不是泼妇骂街的尖利，而是一个女人面对一群男人的笃定和不容置喙，“打完鬼子你们累了，我不怪你们。但抢老百姓的东西，还拿枪指着自己人——你问问你手里的枪，丢不丢人。”
溃兵群彻底安静下来。什长的枪口还在半空中僵着，但她往前走一步，那枪口就往下低一寸。她从他身边走过去，把他的枪身按下来，再没回头看他一眼。什长愣了三秒，把枪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瓦砾堆上，两只手捂着脸。
她走到溃兵中间，开始清点人数，指挥保安团给溃兵发干粮、分配临时住处。抢来的东西一律归还原主，伤了的百姓由县衙出钱治。什长后来被收编进了赵元庚的预备队，他逢人就说：“当时枪口对着她，她眼睛都没眨一下。我说旅长敢娶这种人，真是活腻歪了——后来我知道谁是活腻歪的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