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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响了。
消息传到晋陕那座小县城的时候，赵元庚正在教牛旦拆枪。
张吉安拿着电报站在书房门口，脸上的表情让赵元庚瞬间明白——他一直在等的那个日子，终于来了。
他放下枪械零件，用帕子擦了擦手上的枪油，站起来，只说了一个字：“传。”
半个时辰之内，赵家大院前院的正堂里站满了人。梁飞虎带着老虎山独立营的三个连长来了，步子快得带风；县城保安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来了，脸上还带着从牌桌上被拽起来的慌张；几个在乡的退役老军官拄着拐杖也来了，一进门就问“日本人打到哪儿了”。赵元庚摊开那张用了十年、边角已经磨得起毛的晋陕地形图，用红铅笔在三个山口上画了圈——虎头崖、鹰嘴岭、黑风口。
这三处是日军南下必经的咽喉要道，任何一个口子守不住，县城就门户大开。
他没说什么“誓与阵地共存亡”的漂亮话。把铅笔往地图上一扔，他靠在椅背上，对着满屋子的人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赵元庚半辈子杀人放火，不是好人。但有一条——脚下的地，绝不拱手让人。诸位愿意跟我守的，留下。
不愿意的，现在走，我赵某人不拦，也不记仇。”
没有人走。梁飞虎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听完了所有人的表态，才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老虎山的人，听赵旅长调遣。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虎头崖，我守。那个地方老子熟，闭着眼都能摸上去。”赵元庚看着他，没有说谢。两个人对视了一瞬，把对方的底线和决心都看清楚了，然后各自收回目光。那一眼里没有寒暄，只有两个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兵在战前的默契——你守你的，我守我的，谁先死，另一个替他收尸。
接下来的三天里，县城进入了战时状态。赵元庚把指挥所设在了城外的关帝庙，架起电台和电话线，开始调配兵力。他的主力团驻守正面防线的西山。
保安团和预备队在黑风口布防，梁飞虎的独立营进入虎头崖阵地。他将县城的粮仓、药库、弹药库全部重新登记造册，又在城郊征用了三处民宅作为临时伤兵转运站。他甚至把赵家大院地窖里存了多年的西药和绷带全搬出来，装了两马车送往前线救护所——那是他从牛旦出生就开始攒的，攒了整整十一年。
赵元庚在城外忙了三天三夜没合眼，而城里的人心比城墙还先开始晃了。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谣言说日军离县城不到一百里，主街上的铺子一天之内关了八成，米价涨了四倍，几个胆小的乡绅已经收拾细软准备往西安跑。城门口挤满了推着独轮车、背着包袱的百姓，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争吵搅在一起，把整条主街堵得水泄不通。
这些事，赵元庚在前线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他也顾不上。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布防上——虎头崖的机枪阵地要浇水泥，鹰嘴岭的炮兵观察所视野不好要重新选址，黑风口的雷场还要再加一层绊雷。每一件事都得他亲自拍板，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几百条人命。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后方。但他忘了——或者说，他一直低估了——他的女人不是那种需要别人替她管后方的女人。
徐凤志在赵家大院里听到了风声。她听到的不只是“日本人快打过来了”，还有更让她警觉的消息：几个粮商在囤米，把米价从两毛钱一斤硬生生抬到了八毛；有人趁乱在城门口收“出城费”，一个人头要一块大洋；更有人在茶馆里散布“赵元庚要弃城跑路”的鬼话，说得有鼻子有眼。
她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在脑子里拼了一遍，站起来，换了一身出门的衣裳——藏青色大襟衫、黑布裤、平底布鞋，头发用一根银簪子利落地盘在脑后。她拿起了刚进府时藏在衣裳底下的那把剪刀，掂了掂，别在腰间。她没慌、没乱、没找任何人商量，只是对廊下打盹的橘猫说了一句“帮我看好屋子”，然后牵出马厩里那匹枣红马，翻身上马。
马背上她腰杆笔直，像是在西北风沙里活了半辈子的一棵胡杨。
徐凤志骑马上了街，没有带兵，没有带随从，只有自己一个人。她先在县衙门口找到了还在犹豫不决的县长，直截了当地扔下一句：“你是文官，打仗不是你的事。你只管把县衙的粮仓打开，平价放粮。我站你旁边看着——谁敢拦，我给作证。”她说话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重量。县长不认识她，但副官认识——赶紧凑到县长耳边说了几句。县长脸色一变，连连点头。当天下午，县衙粮仓开了。排队买米的百姓从县衙门口一直排到城隍庙，秩序井然，没有哄抢。
她又骑着马去了商会。商会的几个头面人物正在里面为一桩囤粮纠纷吵得脸红脖子粗，门都顾不上关。她翻身下马，把门推开，站在门口扫了一圈屋里的人，然后拉了把椅子坐下来：“我替赵旅长来传个话。参不参战你们自己定，囤粮的事我先管——今天谁家有粮不卖，或者乱涨价，明天军粮就从你家仓里走。你自己掂量。”她说完就走，上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