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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扶桑全境眼下尚未被上杉家静谧，九州、西国、四国之中仍有大友家、毛利家、三好家、河野家等大名为首，支持伪朝的反上杉家一方势力存在。
在大明使团抵达小田原城外之前，上杉景信、八条房繁、八条能重、宇佐美定满、长野业正等人就不约而同地认为，若是上杉家过早向大明臣从，一旦藩属名分定下，就会处处受制于人，尤其是政令、岁贡、兵戈等大事极有可能会受大明朝廷的掣肘。
但清定却不以为然，他深知眼下看似无敌的大明是正能量不再生，负能量不断再生。
别看嘉靖皇帝朱厚熜智力超群、精于权谋，以一人之力玩转帝国中枢，但其几乎全部的统治智慧都用于维护个人权威而非治国安邦。他不仅挥霍了国家财政、滋生了政治内耗、封锁了对外贸易，还亲手开启一个长达百年的衰亡序章。所谓“明之亡，非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嘉靖就是源头。
此时的大明财政是入不敷出，不仅需要面对心腹大患蒙古，哈达部、叶赫部、建州三卫等女真诸部也开始内部积蓄力量，成为大明的潜在隐患。就连大明西南方向的缅甸东吁也开始崛起，并开启统一扩张之路。
东吁王朝的军力强劲，配备了不少佛郎机火器，先后征服缅甸各部，随后北上蚕食三宣六慰。
明成祖朱棣曾设置三宣六慰九大土司宣慰司，涵盖后世的缅甸、老挝、泰国、印度、老挝等国，土司持明朝“金字红牌”，名义臣服、自治纳贡，属于大明外围羁縻疆土。
三宣为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为车里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养宣慰司、缅甸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
面对东吁侵轶邻境，攻围土司，滇西震动。等到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时期，大明才开始对东吁发起大规模自卫反击，命刘铤、邓子龙等将先后出兵反击，史称明缅战争。但最终大明只能阻敌于云南三大宣抚司之外，中南半岛上的六大宣慰司再没有收复之日。
清定素来是个务实主义者，只要能够达成目的，他并不在于前期多一些额外的投入，更不在乎面子上的事情。只要上杉家能够与大明之间重开勘合贸易，以及得到大明水师的策应剿灭倭寇，那么自己向大明使臣低头跪拜也不是不能接受。
就算陈可愿只是一个正七品的礼科给事中，比之前出使扶桑的从五品市舶司提举蒋洲官位还要低，但清定给予的礼遇和排场却是天壤之别。
因为，陈可愿是代表大明朝廷出使扶桑，而蒋洲是代表大明封疆大吏胡宗宪出使扶桑，这分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事实上，在朝贡体系之中，“人臣无外交”只是一个大的原则。
如果各藩属国能严格遵守固然好，但事贵从权，世界之大，各藩属政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天朝在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禁绝他们的直接交往。因此只要不危及天朝的利益，天朝方面通常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比如明成祖朱棣时期，暹罗遣使琉球，被大明发现，明成祖却说：“暹国与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
而上杉家代表扶桑，与朝鲜之间私下恢复了牙符贸易其实也是获得了大明方面的默许。
朝鲜和扶桑两国毕竟是邻国，长期互不交往，彼此猜忌，都担心对方威胁自己的安全，何况两国间更有贸易和漂流人口等实际问题必须解决。以前扶桑没有进入天朝朝贡圈，是一个“蛮夷国家”，不方便来往。现在扶桑进入了“文明世界”，双方有了共同的宗主，有了共同的文明坐标，有了交往的前提。两国相互派遣通信使出访，目的是沟通信息，处理一些重要的外交问题。
女真与大明接壤，有什么消息容易走漏给大明。朝鲜和扶桑在海上往来，只要双方都注意保密，就可以确保不为明朝所知。
因此朝鲜定下了“事大交邻”的外交方针，即事天朝以“大”，交扶桑为“邻”，尽力与这个邻居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以保证国家安全。
只是，足利将军家在开幕后对五畿七道的大名、国人领主们控制力相当有限，很多大名、国人领主对足利将军家是阳奉阴违。因此西国、九州的部分大名、国人领主，甚至是海贼，为了追逐利益，都直接与朝鲜展开交往，纷纷派出自己的使节前往朝鲜朝廷，其中甚至出现了仅持一刀到朝鲜要求贸易之人。
朝鲜也乐于用经济利益吸引这些人前来“朝贡”，“国王使及诸酋使来则接待”。
在《朝鲜实录》的记载中，扶桑使者‘来朝’献上物品，朝鲜则馈赠于更为丰厚的物品以示‘上国’风度，朝鲜王朝一直为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华夷秩序而极力经营。
因此在与足利将军家以平等方式交往的同时，朝鲜又以朝贡模式来处理与扶桑各地豪族和领主的关系。
朝鲜太祖李成桂就对主动臣服的倭寇给予丰厚的物质赏赐，甚至赐予官爵名位，这一策略取得了很大成效，不仅使许多倭寇转变为商人，还吸引了大批的扶桑人来朝进行贸易。
据朝鲜《太祖实录》记载，这些来朝的扶桑人多向朝鲜‘称臣奉书献礼物’，通过‘厚往薄来’换取扶桑方面的‘来朝’、‘进献’，这一策略已初步显示出朝鲜王朝对扶桑的极强文化优越感，以及自我中心意识的形成。
一些扶桑领主获得了朝鲜委任的官职，被朝鲜称为“受职倭人”。用后世的话来说，这实际上就是双重效忠——既效忠于扶桑领主并通过领主间接效忠于足利将军家，又同时效忠于朝鲜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