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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事先猜想不同的是，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帝国出版旗下居然不包含新闻出版业务，他既不涉足晨报也不涉足晚报，但这不代表他对于舰队街的影响力就仅仅局限于图书出版领域。
事实上，由于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的存在，他受到了舰队街所有报社的尊重。
在舰队街，即便是对他最不友善的《晨邮报》和《环球报》，他们的报社编辑看在电报的份上，在碰到那些可以攻击亚瑟爵士的情景时，也只能选择对他本人避而不谈。
说起电报的应用，不列颠如今已经大大领先于欧洲大陆。
几年前，当铁路尚未出现、轮船班次稀少并且抵港时间总不准时的时候，《泰晤士报》就已经自建了信使体系，并且长期与《晨邮报》竞逐马赛至伦敦的陆路邮包运送时效。
有时《泰晤士报》占尽先机，有时他们的信使又会被《晨邮报》的信使击败，两家报社的代理人在马赛至加莱的沿途大肆撒钱，彼此斗智斗勇地包揽所有驿马，而在铁路出现后，为了争夺英国第一大报的位置，他们又将时效竞争转向了承包铁路专列。
然而，在电报出现之后，两家报社的恶性竞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不断铺设的电报线路击的粉碎。
由于《泰晤士报》与帝国出版的良好合作关系，他们获得了电报线路的优先使用权，从而在新闻时效上将《晨邮报》甩出了一个身位，并一举坐稳了英国国民报纸的行业地位。
《泰晤士报》向来出人意料又迅速转变的立场，不仅在不列颠，甚至在德意志也已经是尽人皆知。他们的政治立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个深不可测的谜团，即便对多数英国人也是如此。
得益于亚瑟爵士的关系，我有幸拜访了《泰晤士报》的编辑部，而当我把这个问题抛向《泰晤士报》的主编托马斯·巴恩斯先生时，巴恩斯先生却笑著对我说，这正是《泰晤士报》能成为英国第一大报纸的原因。
新闻行业提振销量的秘诀就在于：要么追随舆论导向，要么比同时代的媒体更具远见，当预见到舆论风向即将转变时，才会与主流意见相左。无论何时何地，《泰晤士报》
始终致力于维护新闻行业的批判特权，并以铁一般的意志和惊人的清醒，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来捍卫这种批判性立场。
这便是《泰晤士报》的政治立场极为善变，然而读者却始终不愿抛弃他们的全部奥秘。
因为这家报社总能精准无误地抓住对英国有利的事物，无论这对域外国家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英国能从道德立场中获利，那《泰晤士报》也不介意对异国展现出人道、宪政、
自由乃至感伤的姿态。
倘若与俄国结盟能推进英国利益，它同样不介意向读者描绘西伯利亚冰原上永驻春天的奇迹。
倘若发现能废除奴隶贸易会摧毁兰开夏郡的棉纺业，那《泰晤士报》自然也不惜为奴隶制辩护。
尽管《泰晤士报》常因立场的突然转变而备受国内外指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政策确实存在政治一致性。
正如我先前所说，《泰晤士报》从未成为执政党或反对派的喉舌，它始终保持著独立性。在某些议题上，它支持当政大臣，而在另一些议题上，则予以反对。但它从不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有在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上才会寸步不让，例如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
可以说，《泰晤士报》从不固守某项原则的纯粹理论优越性，而是极致的贯彻著务实主义的立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始终坚守著经过实践检验的实用性。
在会面的最后，巴恩斯先生告诉我，这也是《泰晤士报》能够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保持长期合作的原因。
尽管亚瑟爵士与帝国出版是《泰晤士报》的长期合作伙伴，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不报导对方的负面新闻，巴恩斯先生对我说，倘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圣保罗教堂门前杀了一位主教，那么后天清晨《泰晤士报》一定会在头版头条将这则新闻告诉全国民众，但倘若那位主教确实该死，我们也会在第三版里把理由交代清楚。
而当我把这话转达给亚瑟爵士时，亚瑟爵士却笑著回答说：「如果《泰晤士报》不这么做，那我反倒该反思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一个手握全国最大电报网络的人，一个能在半个小时内把一条新闻送到英国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报纸替自己唱赞歌。
在德意志，一个人倘若有能力让报纸闭嘴，他通常会立刻这样做。
而在伦敦，一个人明明有能力让报纸替他说话，却反而必须装作自己没有这种本事似得。
英国人的自由或许并不比德意志人的秩序更纯洁，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出售，羊毛、煤炭、钢铁、选票、议席、报纸上的社论，甚至大臣的名誉，然而正因为一切都可以买卖，所以每一个买主又不得不维持市场本身的信用。
这就是伦敦最令我惊奇的地方。
德意志人常常把原则供奉在神坛上，然后又在神坛背后偷偷违反它。
英国人则把原则摆在柜台上，标明价格，收下钱以后反倒认真维护起柜台的体面来了。
维尔纳，我不敢说我喜欢这一切，但我必须承认，我正在被这一切吸引。
这大概就是布莱克威尔先生跟我说的「英国式的务实」吧？
维尔纳，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提这件事，但是————
我打算留在英国。
前天下午，亚瑟爵士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聊了很久，他问我对未来的打算，我说我打算在毕业后找一份与电报相关的工作。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亚瑟爵士听到这话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封推荐信给我。
离开办公室后，布莱克威尔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开始替我办理从哥廷根大学转入伦敦大学的手续了。
维尔纳，我亲爱的兄长，你把我送到了门口。
现在，轮到我亲手推开这扇门了。
永远感激、敬爱你的弟弟，卡尔1841年12月於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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