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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屠夫的妻子(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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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粗糙发黄,墨迹深浅不一,写字的人显然不是常执笔的。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像是生怕别人看不懂。

“吾妻阿蓉见字如面。我在狱中一切安好,勿念。每天做活,吃得饱,穿得暖。你莫要担心。你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们。我犯了错,让你跟着受罪,我对不住你。等七年期满,我就回来。到时候我重新做人,挣好多钱,让你和孩子们过好日子。你要等我。大勇。”

晏瓷把信看了两遍。字里行间没有任何关于狱中生活的具体描述,全是报喜不报忧的空洞安慰。可越是这样,她越能想象出那个叫魏大勇的男人在牢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八千里流徒,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吃的都是最差最糙的食。“一切安好”,这四个字背后,恐怕是一身的伤和一肚子的苦水,只是不能跟妻子说罢了。

她把信还给妇人,斟酌着道:“他在里面……应该还好。信上说吃得饱穿得暖,你暂且放心。”

妇人接过信,捧在手里看了又看,像是能从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里看出丈夫的脸来。她的嘴唇嚅动了几下,发出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呢喃:“这个傻子……就知道说好听的。”

晏瓷看着她捧信的动作,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封信是去年的。那今年呢?

“之后没有再写信来?”晏瓷问。

妇人摇头,眼神黯了黯:“没有了。今年没收到。我托人写了信去,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也许是路太远,丢了。”

晏瓷沉吟了一下,又问道:“当年的事,你丈夫跟你说过什么?关于那个被他伤了的人。”

妇人想了想,低声道:“他那天回来,一身都是血,吓死我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跟人打架了,把人打伤了。然后就跪在我面前哭,说他对不住我,对不住孩子们。后来官差来把他抓走,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别等我了’。可我知道他是故意那么说的,他心里是想让我等的。”

她顿了顿,忽然道:“那个被他伤的人,姓刘。从前跟我们家是邻居,后来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大人,那个人……他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

晏瓷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

一个独自苦撑了三年的妻子,在被问到当年的事时,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那个被自己丈夫伤害的人。这让晏瓷有些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个妇人的善良,从一开始就摆在明面上,只是她自己大概从来不知道那叫善良。

“案卷上没有记载,”晏瓷如实道,“不过既是重伤,想来需要调养些时日。”

妇人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有时候会想,要是那天他没跟人打架就好了。为了几句难听的话,把自己赔进去了,把一家子都赔进去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可我又想,那个姓刘的嘴也太毒了。骂他什么不好,偏骂我。骂我也就罢了,偏当着孩子们的面骂。他是一时气不过……”

她没有说下去,低下头,又开始绞衣角。

晏瓷听出了她话里的矛盾——既觉得丈夫做错了事,又觉得丈夫是为了维护她才犯的浑;既怨恨丈夫毁了整个家,又不忍心真正责怪他;既想坚守,又苦得快要撑不下去了。

这种矛盾,不是什么大道理能化解的。它就长在那里,像一根刺,拔不出来,咽不下去。

“孩子们,”晏瓷把话题拉回来,“最近可有什么为难的事?”

妇人的身子一僵。

她的目光下意识地瞥向门口,像是想确认孩子们没有在门外偷听。然后她压低了声音,声音里带着一种只有做母亲的人才有的锐利:“大人既然问了,民妇就斗胆说一件事。”

“请说。”

“大丫。”妇人攥紧了拳头,“上个月,巷口的陈家丢了一只鸡。陈家那个婆娘就在巷子里骂,骂着骂着就骂到大丫身上了。说‘犯人的闺女手脚不干净’,说要搜我们家的屋。”

晏瓷的眉心跳了一下:“后来呢?”

“后来我让她搜了。”妇人的声音微微发抖,“搜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搜出来。鸡是黄鼠狼叼走的,隔壁孙大娘亲眼看见的。可陈家婆娘什么也没说,连句不是都没赔。大丫那天晚上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夜,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娘,我没偷东西’。我说我知道。她说‘可是别人都说我偷了’。”

妇人的眼泪又涌上来了,但她咬着牙继续说下去。

“大丫说,巷子里的人都在背后叫她‘犯人的种’。她去井边打水,别人家的孩子就朝她扔石子。她去杂货铺买盐,掌柜的把盐往柜台上一扔,说‘拿了快走,别站这儿碍眼’。大人,她才九岁啊。她做错什么了?她什么都没有做错!”

晏瓷的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想起刚才大丫从她身边走过时,手腕上那圈青紫的印子。

“大丫手上的伤……”

“是前天。”妇人的声音忽然弱了下去,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她去买糙米,粮铺的伙计硬说她偷了一把豆子。她说了没偷,伙计不信,就攥着她的手腕,把她拖到街上,当着满街人的面搜她的身。什么都没搜出来,伙计把她往地上一推,说‘滚,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她回家的时候裤子膝盖上全是泥,手腕上青了一圈。”

她抬起泪眼看着晏瓷。

“大人,我当娘的看着女儿这样,心里跟刀剜一样。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能去找人家理论,因为人家会说‘你家男人本来就是犯人,你们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我也不能骂回去,因为骂回去只会让别人更瞧不起我们。”

她的声音越来越绝望,像是坠入了一口深井,连回声都是湿淋淋的。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大丫忍。可她才九岁,她能忍到什么时候?她要忍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晏瓷沉默了。

她审案子的时候从来不沉默。她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的关键,用最清晰的语言给出最准确的判断。可现在,她发现自己所有的逻辑、所有的判断、所有引以为傲的理性分析,在这个女人绝望的追问面前,全都失效了。

她知道怎么判案,但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个母亲的问题。

她知道怎么量刑,但她不知道怎么能让一个九岁的女孩不再被人在街上搜身。

她知道怎么平衡法理情,但她不知道怎么平衡那些被法理情的余波击中的、无辜之人的苦难。

她是一个裁决者。她擅长给出答案。

可现在,她才是那个被问题淹没的人。

“你的处境,”晏瓷终于开口,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干涩得多,“我会想办法。”

这话说得连她自己都觉得苍白。

妇人听了,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有感激,有怀疑,有隐隐的期待,但更多的是一种看破了世事的平静。她低声道:“多谢大人。”

她的语气里并没有太多希望。也许是因为这三年来,她已经听过太多类似的空话,最终都像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

晏瓷站起来。长凳在她的衣摆上压出一道深深的褶皱,她没有去抚平。

“你丈夫的案子,”她说,“我会重新翻看。若发现其中有什么可斟酌之处,会按律处置。”

这句话是官话,是套话,是她最熟悉的语言。可她说完之后,忽然觉得这些字句都飘在空中,落不到实处。就算她把案卷翻烂了,又能改变什么?魏大勇伤了人,这是事实。不管有什么前因后果,事实就是事实。她不可能因为这个家庭的苦难就推翻原判。

她能做的,最多就是在案卷上加几行朱批,写上“情有可悯,家眷孤苦”之类的字样。可那又有什么用?大丫手腕上的青紫印子不会因为几行朱批就消失,狗蛋趴在窗口喊“爹”的声音不会因为几行朱批就得到回应。

晏瓷第一次觉得,自己手里的权力如此有限。

不,也许不是权力有限。

是权力能解决的问题,本来就只有那么多。

剩下的那些——那些屈辱、孤独、恐惧、绝望,那些被排斥在体面生活之外的卑微,那些在深夜的被子里无声流下的眼泪——权力够不着它们。

她向门口走去。

妇人跟在后面送她,经过墙角的洗衣盆时,晏瓷看见盆里泡着一件小衣裳,是孩子的,补丁摞补丁,原来的布料几乎已经看不出了。水是冷的,皂角沫子浮在水面上,稀稀拉拉的,洗不洗得干净都不好说。

她在门前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妇人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刑官大人会问她的名字。她的嘴唇动了动,眼中有一种被人当成“人”来看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微弱光亮。

“民妇姓何,闺名阿蓉。”

“何阿蓉。”晏瓷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像是在把它刻进什么地方,“我记住了。”

何阿蓉的眼眶又红了。她低头行了个礼,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等她抬起头的时候,晏瓷已经走出了门。

院子里,三个孩子正蹲在地上玩。狗蛋拿木棍在地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嘴里念念有词。晏瓷经过的时候,听见他说:“这个是爹。爹长这样。娘说爹这么高。”他用木棍比了一个比他整个人还高的高度,仰起头看着空无一物的上方,眼睛亮晶晶的。

大丫看见晏瓷过来,赶紧抱起狗蛋,往墙角缩了缩。她的眼神警惕而老成,完全不像一个九岁孩子该有的神情。

晏瓷停下脚步,从袖中摸出一样东西——是她随身带着的一小包饴糖,本来是她自己用来提神的。她蹲下身,把糖放在地上,朝大丫推了推。

大丫看着那包糖,又看了看晏瓷,没有动。

“拿着吧,”晏瓷说,“给你弟弟妹妹分。”

大丫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伸出手,飞快地抓起那包糖,攥在手心里,低声说了句“谢谢大人”,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晏瓷站起来,走出了甜水巷。

巷口那口苦水井旁边,几个妇人正围在一起择菜。看见晏瓷从巷子里出来,她们的说话声压低了,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她身上,像是要把她看穿。她听见有人在窃窃私语,隐约有“魏家”“刑官”之类的字眼飘过来。

她没理会,径直朝官廨的方向走去。

走出十几步,她忽然停住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甜水巷。巷子深处炊烟袅袅,暮色已经把巷口染成了深蓝色。何阿蓉家的土坯房在这一片灰扑扑的矮屋中几乎辨认不出来,像是被周围的房子吞没了。

晏瓷在巷口站了一会儿,转身继续往回走。

她的步伐比来时慢了许多。

袖中的案卷似乎比刚才重了几分,坠着她的袖口往下沉。她知道那只是错觉——几张纸不可能真的变重。可她就是觉得沉。

不是案卷沉。

是“然后呢”这三个字沉。

何阿蓉问她的问题,她答不上来。可她不能因为答不上来就假装没有听到。她是一个刑官,她的职责是断案,不是替人规划人生。可当她真正走进这些人的人生里,她发现那些被她断过的案子留下的余波,远比案件本身复杂得多。

伤人者入狱,这是裁决。

可裁决之后呢?伤者的家庭要承受痛苦,伤人者的家庭也要承受痛苦。这些痛苦不会因为裁决的公正而减轻。公正是属于律法的,属于天道的。可那些被裁决的余波击中的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公正。

他们需要有人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记住他们。

晏瓷回到官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没有点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有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一慢三快,已是二更天了。

她终于站起来,点上灯,铺开纸,提笔蘸墨。

她要写一封呈文,给上级的,内容是关于刑案家属的抚恤事宜。这个想法她很久以前就有过,但一直觉得时机不成熟。现在她觉得,没有什么时机是成熟的。

总得有人先做。

笔尖落在纸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她写了几个字,又停下来,把纸揉掉,重新铺一张。再写,再揉。反复好几次之后,她终于找到了一句合适的开头——

“卑职晏瓷谨呈:窃见刑案之余波,往往殃及无辜……”

她写着写着,忽然想起了什么,搁下笔,翻了翻手边的案卷。

魏大勇的卷宗里夹着一张纸条,是她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纸条上只有一行字,笔迹很稚嫩,像是不太会写字的人勉强写出来的——

“大勇哥,对不住,我不该骂嫂子。”

落款是一个“刘”字。

晏瓷盯着这张纸条,忽然明白了。

这是当年那个被魏大勇打伤的人——那个姓刘的邻居——在案发后写下的。纸条上没有日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许是在魏大勇入狱之后,也许是在他搬家之前。

她把这张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脑中渐渐浮现出一个被遗漏的细节。

那个姓刘的邻居骂了何阿蓉。骂的是什么,案卷上没有写。可从何阿蓉的描述来看,那些话一定很难听,难听到一个素来憨厚的屠夫会忍不住动手。

而这张纸条上的“对不住”,也许就是答案。

晏瓷把纸条小心地夹回案卷里,在烛火下继续写她的呈文。

窗外,夜风拂过青州城的屋顶,发出呜呜咽咽的声响。远处,甜水巷的某盏灯大概还亮着,一个九岁的女孩也许正趴在窗口,借着那一点点光亮,在木棍上刻着什么字。

她刻完了,又用脚蹭掉。

就像她从没刻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