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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瓷蹲在供桌前,看着那双鞋。手指触碰到鞋面,里面还有余温——不是鞋子本身的温度,是有人穿过它、它吸收了那个人的体温、那个人的体温还没有完全散去。赵伯安来过这里,而且离开不久。也许在晏瓷到达之前一盏茶的工夫,也许在晏瓷搜城的同事在另一个方向错过了,也许就在此刻,在晏瓷蹲在供桌前看着这双鞋的时候,赵伯安正在某个她看不见的地方看着她。
晏瓷站起来,转过身,面对着城隍爷的塑像。那双黑色的、画得很圆很正的眼睛在昏暗的烛光中像两颗不会眨动的、不属于任何活物的珠子。晏瓷看着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也在看着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看着所有走进这座庙的人,用一种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泥塑的、空洞的凝视。
赵伯安的鞋子在供桌上,整整齐齐,鞋跟朝外,鞋尖朝内。像一个人脱了鞋爬上了供桌,像是一个人脱了鞋站在城隍爷面前,像是一个人脱了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晏瓷见过这种摆放方式,不是第一次。很久以前,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见过父亲的一位老朋友。那位老人没有妻儿,没有家产,没有牵挂。他把自己仅剩的财物分给了街坊,穿上一身干净衣裳,鞋子脱在河边,整整齐齐地摆好,然后走进了河里。父亲说:“他把鞋子脱在那里,是不想让别人以为他是被水冲走的。他想让所有人知道,他是自己走进去的。”
赵伯安也是自己走的吗?还是被人带走的?那封信上说“三日后城隍庙见”,他来了。他穿上了新鞋,走了很远的路,从长安城西边的家走到东边的城隍庙,走了整整三天。他来了,然后他把鞋子脱了,放在供桌上,整整齐齐地摆好。然后呢?他去哪了?
晏瓷派人在城隍庙周围搜了很远。
往东搜到城墙根,没有;往西搜到幽冥司门口,没有;往南搜到护城河,没有;往北搜到乱葬岗,没有。赵伯安像一滴水蒸发在空气中,像一片落叶被风吹进了河里,像一缕烟消散在了秋天的暮色中。没有人看见他,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人能回答晏瓷的问题——他为什么要穿新鞋?他为什么要来城隍庙?他把鞋子脱了之后,是赤着脚走的,还是换了另一双鞋?如果是赤着脚走的,地上应该有脚印。但城隍庙的地面是泥土的,昨天夜里下了露水,泥地是软的,任何赤脚踩上去都会留下清晰的印痕。晏瓷蹲在地上看了很久,供桌周围的地面上有灰尘,有落叶,有几个模糊的、已经看不清纹路的鞋印。但没有赤脚印,一个都没有。
赵伯安不是赤脚走的。他换了鞋。他带了另一双鞋,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穿的是新鞋,到了城隍庙把新鞋脱了,换上了另一双鞋,然后走了。那一双鞋是什么鞋?旧的还是新的?布鞋还是草鞋?有没有留下痕迹?晏瓷不知道。那条路有太多人走过,有太多人的鞋印重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赵伯安的,哪些是别人的。但晏瓷注意到一个细节:供桌上那双新鞋的鞋底很干净,几乎没有什么泥土,像是刚从柜子里拿出来、刚刚穿在脚上、走了很短的路就被脱下来了。如果赵伯安穿着这双鞋走了三天从家里到城隍庙,鞋底不可能这么干净。长安城的街道不是石板就是泥土,走三天鞋底会沾满泥巴和灰尘。但这双鞋的鞋底干干净净,只在边缘处沾了一点灰。
赵伯安没有穿着这双鞋走三天。他穿着这双鞋走了很短的路——也许是从城隍庙门口走到供桌前。他是带着这双鞋来的。他把鞋揣在怀里,或者放在包袱里,到了城隍庙才拿出来穿在脚上,在庙里走了几步,然后脱下来,整整齐齐地摆在供桌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在模仿什么仪式吗?是在向什么人证明什么吗?还是在用这种行为向晏瓷传递一个信息——“我是自己走的,不是被人带走的。我把鞋脱在这里,是告诉你们不要找我,找也找不到。”
晏瓷在城隍庙的供桌前蹲了很久。烛台上的蜡烛已经快燃尽了,火苗跳动着,在城隍爷的脸上投下晃动不定的影子。那张泥塑的脸在烛光中忽明忽暗,像是在说话,又像是在听别人说话。
老狱卒的失踪只是一个开始。墨衍的手比她想象的伸得更长,伸到了幽冥司的内部,伸到了死囚牢房的值班表上,伸到了一个六十三岁的老狱卒的人生里。那个人不需要自己动手,他只需要写一封信,只需要在信上写下几个字——“你心里清楚。”赵伯安就消失了。不是被杀,不是被绑,而是自己走的,穿着新鞋,揣着旧鞋,走到城隍庙,把新鞋脱了供在桌上,换上旧鞋,然后走进了晏瓷找不到的地方。
晏瓷站起来,走出城隍庙。月光很亮,亮得能看清远处城墙的轮廓。她站在庙门口,看着那条通向城外的路。路很长,消失在月光和黑暗交界的地方。赵伯安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也许是往东,也许是往西,也许是往任何一个方向。晏瓷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就像柳娘不会从河里走上来,就像阿宝不会从鼓楼顶飞上来。死去的人不会复活,失踪的人不会归来,做过的判决不会撤销,已经付出了的代价不会退还。
晏瓷回到幽冥司时已是深夜。
她没有回值房,而是去了死囚牢房。牢房在幽冥司最深处,要下很长一段楼梯。楼梯很窄,两侧墙壁上每隔几步就有一盏油灯,灯光昏暗,在墙壁上投下大片大片的阴影。晏瓷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丈量什么。空气越来越潮湿,越来越冷,越来越有一种说不出是什么东西的、像是铁锈又像是霉变的、让人鼻子发痒的味道。
孟鹤堂曾经住过的那间牢房在最里面。门没有锁,她推门进去,油灯的光从门外照进来,在牢房的地面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不规则的亮斑。牢房里很空,稻草被清理过了,衣带被取走了,墙壁上孟鹤堂用炭笔写的字也被擦掉了。只剩下一间空荡荡的、四壁都是黑色石头砌成的、只有一扇铁门的、像一个巨大棺材的房间。晏瓷站在房间中央,仰头看着横梁,孟鹤堂曾在那根横梁上系了衣带踢了凳子,身体悬在半空中,慢慢地、像一只被挂在屋檐下的风干鸭子一样地旋转。赵伯安坐在门外的椅子上,看着这一切。
他看见孟鹤堂拆衣带的时候,在做什么?在打盹,在喝茶,在看墙上某一只正在爬行的壁虎?他看见孟鹤堂爬上横梁的时候在做什么?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冲进去,在想“我是不是应该阻止他”,还是在想“他死了也好,死了我就少一个麻烦”?他看见孟鹤堂踢开凳子的时候在做什么?在闭眼,在扭头,还是在盯着看——就像盯着看一只蝴蝶破茧而出?
晏瓷不知道。赵伯安已经走了,没有人能回答她。晏瓷在牢房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出去,锁上门。铁门在她身后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像一个巨大的、古老的、已经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生物终于闭上了眼睛。
晏瓷走回值房。
桂花树还在,桂花还在,香气还在。但晏瓷闻不到了——不是桂花的香气消失了,是她的鼻子麻木了。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坐太久,就会对那个地方的味道失去感觉。就像一个人在同一个位置上坐了十四年,就会对那个位置上的一切失去应有的警觉。
已是清晨。晏瓷在椅子上躺了一夜,醒来时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像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脸。她从椅子上坐起来,脖子很疼,后背很酸,手臂被压麻了,像有无数根细小的针在扎。
她又等了一天。
第六天,包裹没有来,信没有来,赵伯安没有回来,那个戴面纱的女人没有出现,送包裹的孩子没有站在幽冥司门口被守门的兵卒拦住。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不像是有人在暗处,安静得像那个人已经收手了,安静得像一场暴风雨来临前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每一根汗毛都竖起来的、知道要发生什么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压抑感。
晏瓷坐在值房里,窗外的阳光从左边移到右边,桂花树的影子从短变长,从深变浅。她手里握着一支朱笔,面前摊着一份卷宗,但她没有看卷宗,一个字都没有看。她在等,等那个第五天没有来的包裹。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那个人不会停的,因为游戏还没有结束。老狱卒的失踪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接下来还会有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一张接一张,直到所有的骨牌都倒下,直到整个幽冥司都听见那一声接一声的、清脆的、像骨头断裂一样的噼啪声。
晏瓷提起朱笔,在判决书上落下一行字。不是判决,是批注——“赵伯安,六十三岁,幽冥司狱卒。九月十七日失踪。疑与墨衍有关。”她把这行字写在卷宗的空白处,字迹很重,像刻上去的。然后把朱笔搁在笔架上,站起来,推开窗户。
桂花树的香气涌进来,甜甜的,糯糯的。她深吸一口,那片黑暗又出现了。
那片黑暗不在外面,在里面。晏瓷不知道那片黑暗是她的还是墨衍的——也许是她自己的,是她在十四年的判决中积累起来的、一直没有正视过、一直在用“规则”和“正义”两个词压住的、像一座休眠火山一样在她内心深处沉睡的东西。墨衍只是在那座火山上凿了一个小孔,让里面的岩浆慢慢地、一滴一滴地渗出来。不是要引爆它,不是要摧毁她,而是要让那片黑暗成为她的一部分,让她带着那片黑暗继续坐在那张椅子上,判决人的生死。
晏瓷关上窗户,回到桌前,翻开卷宗,提起朱笔。桂花树的影子在她的案头慢慢地移动,从这头移到那头,像一根巨大的、无声的、用光和影做成的时针。晏瓷在那根时针下低着头,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端端正正地写着她的判决。
窗外起了风,桂花树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晃。第三片、第四片、第五片花瓣落下来,像金色的蝴蝶,一只一只地从树上飞下来,落在地上,落在窗台上,落在她的桌面上。她看着那一片落在卷宗上的花瓣,把它拈起来放在掌心。花瓣很轻很薄,在她的掌心里微微颤动着,像一颗小小的、金色的、还在跳动的心脏。
那封失踪的老狱卒的信,那双整整齐齐摆在供桌上的鞋,那些在城隍庙周围搜了整整一天却没有找到的任何线索——它们都在告诉晏瓷同一件事:墨衍不只是那个人,不只是那只单片镜,不只是那些被收集的碎片和遗物。墨衍是一种模式。他藏在暗处,操控着一切,但从来不亲自出面。他让人替他送包裹,替他去城隍庙见面,替他走进河里、跳下楼顶、消失在月光下的路的尽头。他是棋手,不是棋子;是看客,不是演员;是那个在河边戴着单片镜、看着柳娘沉下去、转身离开的人,永远不会留下脚印。
晏瓷把桂花花瓣放在桌上,放下朱笔,站起来,推开值房的门。走廊很长,两边的油灯在清晨的微光中显得格外昏黄。她走过一间间紧闭的值房,走过那些正在落笔的判官们看不见也听不见她的地方,走过幽冥司漫长而沉默的走廊。
老狱卒失踪已经第六天了。晏瓷派出的人在城隍庙方圆十里内搜了三遍,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赵伯安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踪的痕迹。那双摆在供桌上的新鞋是唯一能证明他来过的物证,而那双鞋除了“新”和“干净”之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长安城任何一个鞋匠铺子都能做出这样的鞋,鞋底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磨损痕迹、标签或记号。
晏瓷站在幽冥司大门口,看着清晨的长安城。
街上已经有行人了。挑着担子的菜贩、赶着牛车的农夫、背着书包的学童。没有人知道一个六十三岁的老狱卒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可能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可能和坐在幽冥司正堂里的那个女人有关。晏瓷看着他们,那些人也在看她,那些人的目光从她身上扫过,然后移开,像看一个陌生人。
晏瓷就是那个陌生人。没有人在乎她的恐惧,没有人在乎她的等待,没有人在乎她每天数着日子过、等着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来的包裹。他们只在乎能不能吃上饭,能不能穿上衣,能不能活过今天。
晏瓷现在在乎的事情多了一件——赵伯安能不能活着回来。也许他已经死了,也许他还没有,也许他在某个晏瓷找不到的地方,穿着一双旧鞋,走在一片没有人认识他的土地上。他要走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他的地方,一个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地方,一个没有人会在意他有没有看着一个无辜的人吊死在横梁上而什么都不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