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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之后,韩昭让陆淮把从各处来的人登记册子整理了一遍。
陆淮把几本册子搬到了学堂旁边那间大屋子里,在长案上摊开逐页对照。那间屋子原是谷地早先用来存放农具和粮种的,后来人多了,东西挪去了后山的窑洞,屋子便空出来做了临时书案房。屋里没有火盆,陆淮写字的时候手指冻得发僵,便不时停下来拢在袖子里暖一暖,再接着翻。册子有新有旧,纸色不一,最早的一批已经泛黄发脆,翻页时得格外小心,像揭一层薄薄的干皮。他从最早一批到最近一批,把每一个来的人的原籍、人数、走散的人口分别记在不同的纸上。原籍一栏尤其杂乱,有的写着邺城南,有的写着邺城北,有的只写了一个县名,还有的连县名都模糊了,只余“河东”“上党”“并州西”几个字。陆淮耐着性子一一辨读,遇到实在认不出的,便在旁边画一个圈,待日后找人问。
整理用了将近十天。这十天里,韩昭没有催他,只是每日傍晚从水塘边经过时,会朝那间屋子的窗户看一眼。窗纸透着昏黄的光,陆淮的影子映在上面,弓着背,像一只在灯下啃纸的虫。到第十天傍晚,陆淮终于把最后一张纸上的数字汇总出来,放在一张糙纸上,蹲在长桌旁边把那张纸推给韩昭看。
数字比韩昭预想的更少。
邺城周边来的几批人里,每一批在出发时的人数跟到达谷地时的人数之间都差了一截。有的人在半路上走散了,有的人病倒了再也没起来,有的人被沿途的巡逻队截住带走。最早那批从邺城南面来的,出发时是十七口,到谷地时只剩十一口。陆淮在旁边用炭笔批了一行小字:途中散失三人,病亡二人,被巡队截去一人。第二批次从北面来的,出发时二十多口,到谷地时不到十五口。陆淮把每一批的差额都标了出来,有的用横线,有的用三角,有的用圆圈,符号虽然简陋,却一目了然。加起来之后,邺城周边几个方向来的流民在路上的折损将近三成。
韩昭蹲在长案旁边看完了那张纸,没有立刻说话。
三成的折损意味着十个人里走不到三个。这些人只是在路上走散或者病倒,还没有算上那些被拉去修宫室、运粮、编入营伍再也没回来的人。他想起前几日有个从邺城西面来的老汉,带着一个孙女儿,到了谷地便瘫在棚屋门口,两天没起来。老汉说,同村出来的一共九口,走到半路遇上溃兵,儿子和媳妇被冲散了,老伴在过河时滑进水里再没上来,剩下他带着孙女一路讨饭走到这里。他说这些话时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只是说到最后一句时,枯瘦的手在孙女的头上按了按,便不再开口。
韩昭把那张纸收进册子里,站起来沿着水塘走回棚屋。水塘边结了一层薄冰,冰面映着灰白的天光,像一块没有打磨的铜镜。水车还在转,叶片上挂着冰凌,每转一圈便发出细碎的磕碰声。他走得很慢,脑子里那些数字像石子一样沉在心底,一层一层地叠着。
傍晚他在旧部棚屋外面找到了李农,把陆淮汇总的数字说了一遍。
李农蹲在门槛内侧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他手里捏着一根枯枝,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画了几圈之后才说了一句:“以前在并州的时候,从北面南迁的路上也是这个数。十个人走不到七个。”
韩昭蹲在对面没有接话。
他把陆淮整理的数字和之前谢端说的洛阳旧档放在一起对照了一遍——洛阳在籍户数十二万七千余口,到城破时不足两万。并州在籍汉户四十余万,到永嘉年间不足五万。这些数字之间隔了十几年,但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北方汉人的人口正在从各个方向骤减,有的是死于战乱,有的是死于饥荒和疫病,有的是在迁移的路上走散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些走散的人,有的被裹进了流民军,有的被收编入坞堡,有的被强征去修宫室、运粮草,有的干脆死在路边无人收殓。活着走到某处的人,不过是那条不断收窄的路上暂时没有掉下去的一部分。
他又想起谢端前些日子从旧档里抄出来的一段话。那是洛阳城破之后一个幸存的书吏写的,说城破之前城中已经绝粮,先是杀马,再是煮皮革,最后连树皮都剥尽了。城破时,城中活着的人不足两万,其中还有大半是病弱老幼。那段话谢端抄在纸上,字迹工整,但墨色深浅不一,像是抄的时候手在抖。韩昭把那张纸收在木箱里,没有给旁人看过。
谷地现在三千多口人,放在整个北方的尺度上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邺城周边几个方向来的流民,加起来不过几百口;洛阳旧地来的更少,只有几十口;并州那边断断续续来的,也不过百余口。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从那条骤减的路上走过来的。他们像是一把沙子撒在一条不断收窄的通道里,能漏到谷地来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韩昭把这个判断记在册子上,合上册子放回木箱里。木箱盖上的时候,他用手按了按,像是在确认那些数字已经被锁住,不会再散落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