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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之前,谷地来了两个从北面逃出来的人。
他们是循着一支商队的辙印找过来的。那支商队并不真的存在——只是韩昭让人在谷地外围的土路上偶尔留下一些车轮印和马蹄印,深浅不一,间隔疏密有致,像是某支行商队伍匆忙赶路时留下的痕迹。这个法子是从前年冬天开始用的。韩昭知道北面不太平,也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循着这些痕迹找到这里来。所以他隔几天就让人去土路上重新拓一遍印子,把被风吹平的碾深些,把被雨冲淡的补重些,好让那些真正需要找到这里的人不会在最后几里路上迷失方向。
那两个人沿着那些断断续续的痕迹走了四天。土路到了山脚就断了,痕迹也消失了,他们便在山脚绕了两圈,在一处石缝里发现了被苔藓半掩着的溪流,又沿着溪流往深处走了大半日,才在傍晚时分看见了谷地的入口。韩昭在哨位上看见他们的时候,两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一老一少蹲在谷口那丛野生的连翘旁边靠着喘息。老者靠着连翘的枝条,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那些还没抽芽的枯枝上,嘴唇干裂着,上面结了一层暗红色的痂。年轻人蹲在老者身侧稍前半步的位置,保持着一种随时可以挡在老者身前的姿态,哪怕他的腿已经在发抖了。他脖子上挂着一个扁葫芦,已经空了,但他还是把它攥在手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着白。
哨兵把他们引进谷地的时候,韩昭正蹲在水塘边洗一把新打的锄头。他抬起头看见那两个人影远远地跟着哨兵走过来,脚步虚浮,像是踩着棉花走。老者走得很慢,年轻人落后半步跟在旁边,一只手虚虚地护在老者的肘弯处,却没有真正搭上去。他们经过水塘边上那棵核桃树的时候,老者停了半步,抬头看了那树一眼,看见树干上挂着一块写着字的木牌,又低头继续走了。
韩昭把锄头搁在岸边,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他没有迎过去,只是走到最近的一处棚屋门口,把门口挡风的草帘子掀开挂在一边,又回身从屋里拎出一只陶壶和两只粗碗,放在门口的木墩上。等两人走到棚屋跟前的时候,碗里已经倒上了水。老者看了看那碗水,又看了看韩昭,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出话来,先弯腰端起了碗。他的手抖得很厉害,碗沿碰到下唇的时候水洒了一半出来,泼在衣襟上洇成一片深色。年轻人也端起了碗,但他没有立刻喝,而是把葫芦的塞子拔开,把自己碗里的水倒进了葫芦里,留了半碗才送到嘴边。韩昭看见了,没有说什么,转身又回屋里拎了一壶水出来放在木墩旁边。
等两人把水喝完了,韩昭在他们对面蹲下来。老者坐在木墩上,年轻人就蹲在他脚边的地上,像是习惯了这个位置。韩昭打量了他们一会儿,老者的脸是典型的挨过饿的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那层薄薄的皮肤紧贴着骨骼的轮廓,像是一块被反复搓洗过的布晾在骨架上,连多余的褶皱都没有了。年轻人稍微壮实一些,但也瘦得肩膀上的骨头轮廓分明,脖颈两侧的筋脉一根根绷着,喉结滑动的时候牵动着整片颈侧的皮肤。
从哪来的?韩昭问。
老者抬眼看了看他,一双浑浊的眼睛里还有一点光,像是深井底部的反光,不亮,但还没灭。从邺城方向来的。走了快半个月了。
邺城那边现在怎么样?
老者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把碗里最后几滴水仰头饮尽了,把碗倒扣着放在膝盖上,拇指无意识地沿着碗底的圈足来回摩挲着。沉默了一阵子,大约有一盏茶的工夫,他才开口。说话的声音很低,语速也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干涸的喉咙里一个一个挤出来的,带着一种磨过沙砾的粗粝感。
邺城周边已经没有村子了。有也是空的,墙倒屋塌,院子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羯人隔几天出来搜一次,看见能走的就抓走充役,不能走的就杀了扔在路边。去年秋天开始,他们变了个法子,不再就地杀了,而是把抓来的人拴在一起往南赶,像赶牲口一样,一串一串的,用麻绳拴着手腕,走不动的就拿鞭子抽。他停了一下,瘦骨嶙峋的手指在碗沿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像是要在那粗陶表面摸出什么字来,我们走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在邺城西南面,大约走了两天的脚程。路边有一片大土坑,坑里的骨头露出来了,白花花的一片,盖了一层薄土,被雨水冲开了。我数不清那有多少人。
韩昭蹲在原地听着,没有打断。风从谷口那边灌过来,吹动着棚屋门口的草帘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旁边的年轻人低着头,手指攥着衣角攥得发白,衣料在他指间拧成了一条细绳。老者又停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声音更低了一些:我以前在邺城北面一个镇上做杂货生意,铺子不大但养活了一家老小,后院还有三间房和半亩菜地。前年羯人来了,铺子没了,家也没了,菜地被马蹄踩成了一片烂泥。我带着侄子跑出来,跑了两年,中间歇过几回,有时候在破庙里歇两三天,有时候在荒村里歇半个月。这回走到这边实在是走不动了。他指了指旁边的年轻人,他背了我三天。
韩昭把目光移到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一直没有抬头,但攥衣角的手指在听到背了我三天的时候松开了,又攥紧,又松开,反复了几次。他的脚边有一只鞋底快磨穿的布鞋,大脚趾从破口处露出来,指甲缝里嵌满了泥。他蹲在老者旁边,肩膀微微塌着,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压弯了还没直起来的树,树皮上留着风的齿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