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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国看着桌面。
没有立即回答。
会谈室里的空调很安静。
甚至能听见纸张边缘被手指碰到的声音。
“这个问题。”
他最终道。
“应该问代办公司。”
律师点头。
“我们会问。”
“现在先问您知道的部分。”
“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怎么归档。”
“您是否向他们提供过苏女士历史签名文件?”
“我说过。”
“过去有正常业务材料交接。”
“具体哪一份。”
“记不清。”
“这些材料是谁保存?”
“代办有自己的档案。”
“您这边呢?”
“办公室也会留。”
“谁能取?”
周建国语气一顿。
“工作人员。”
“哪些工作人员?”
“这跟今天的问题有关系?”
律师道:
“如果要确认影像来源。”
“就有。”
周建国靠回椅背。
“那你们正式函询。”
“我没必要在这里凭记忆列员工名单。”
“可以。”
律师没有逼。
在记录上写:
“现场无法明确。”
周建国看到。
眉心明显跳了一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只记录您当前没有明确回答。”
“不是认定。”
律师说。
“如果后续提供材料。”
“会补。”
周建国没话。
——
第二个方向。
代办公司。
周建国说:
“既然最后是他们上传。”
“那最直接就问他们。”
“如果他们违规调用旧文件。”
“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
苏慧兰一直没说话。
听见这里。
才问:
“你和这家公司合作多久?”
“几年。”
“负责人你认识?”
“认识。”
“以前很多苏家的文件都是他们跑?”
“部分。”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他们自己拿旧签名。”
“自己做材料。”
“自己推进。”
“你都不知道?”
周建国看她。
“我没这么说。”
“那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他们在做旧业务收尾。”
“我不知道每一步具体操作。”
又绕回去。
苏慧兰没有继续争。
只点头。
“好。”
审计师在旁边记:
“周建国承认知悉旧业务收尾。”
“否认指示使用历史签名影像。”
“无法现场明确影像材料来源。”
仍然没有写:
他撒谎。
那是判断。
不是这张记录现在能直接证明的事实。
——
律师继续问:
“周可可送件是哪一次?”
周建国明显不愿再谈。
“她就是帮忙跑过几次。”
“哪几次?”
“高考前那段时间。”
“具体日期?”
“我怎么会记一个孩子哪天帮我送文件?”
“材料是什么?”
“普通资料。”
“什么叫普通资料?”
“一些整理件。”
“含不含苏女士签名影像?”
“不知道。”
苏慧兰的手缓缓收紧。
不是因为周可可突然成了核心责任人。
恰恰相反。
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女孩。
如果真的只是父亲说:
帮我把这个袋子送过去。
她很可能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而现在。
周建国一旦需要解释材料来源。
第一反应却开始往她身上放。
“可可是你女儿。”
苏慧兰忽然说。
“我当然知道。”
“你刚才说她什么都不懂。”
“对。”
“那她怎么又变成材料来源的一部分了?”
周建国皱眉。
“我没说她是来源。”
“我只是说。”
“有些材料可能经过她的手。”
“那材料谁给她?”
“我说过。”
“有时候我。”
“有时候办公室。”
“谁告诉她送到哪?”
“可能是我。”
“她自己决定送去代办公司的?”
“当然不是。”
这一句太快。
说完。
周建国自己都停了一下。
律师的笔也停了半秒。
随后继续写。
没有人抓着一句话就宣布什么。
可范围已经清楚了一点。
至少:
如果周可可确实送过。
地点不是她凭空自己选。
是成年人安排的跑腿。
——
周建国很快补:
“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当然。”
律师道。
“送件只证明送件。”
“我们不会写成她知道内容。”
“更不会写成她指示使用签名。”
周建国脸色反而更难看。
因为律师把他刚想模糊出去的空间。
切得太干净。
不能拿周可可“送过”三个字。
去覆盖:
是谁准备。
谁决定。
谁知道业务。
“真正需要您回答的。”
律师继续。
“是您作为长期对接代办公司的人。”
“是否知道这次补充授权材料会使用苏女士历史签名影像。”
“我不知道。”
“好。”
“您是否授权周可可决定材料内容?”
“没有。”
“她只跑腿?”
“对。”
“那材料内容责任不该由她解释。”
周建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