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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号,商都,豫厨天下的宴会厅。
门口摆着两排花篮,红绸子扎的,风一过,绸角打着旋儿。
进门的宾客先在垫子上跺两脚,鞋帮上沾的雪化成一小片水印。
厅里摆了三十桌,桌布新浆过,硬挺挺的,椅子套是这两天才缝出来的,坐上去还有点滑。
后厨的门帘一掀,热气混着菜肴的香味涌出来,又被空调压了回去。
舞台边上码着两摞红纸包的糖,帮忙的人来回搬凳子,凳子腿蹭着地板,吱吱响。
这场婚礼,筹备了整整两个月,宾客三百人,主角却是两位五十多岁的“新人”——王勇平和李红霞。
二十二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在老家办。
那会儿两个人都在山阳市煤矿局当技术员,一个在地测科,一个在化验室。
领完证,工会在单身楼给他们腾出一间屋,门上贴了个手写的红“囍”字,两张单人床一并,就是全部的新房。
从矿上回来的路上,王勇平给李红霞买了一根红头绳,这就是全部的仪式。
没有婚纱,没有酒席,没有合影——那根红头绳,李红霞留到了今天,压在箱底。
王新小时候翻过那只木箱,见过那个红头绳,那会儿不懂事,只当是块没用的旧布头。
王新现在出息了,日子好过了,提议给父母补办婚礼。
可王勇平和李红霞对这个“补办婚礼”,起初都摇头。
王勇平的理由摆在嘴边:“都老夫老妻了,办那排场干啥。”
李红霞的理由更实在:“请人得花钱。”
一个嫌招摇,一个嫌破费,两口子你一句我一句,把王新的主意顶了回去。
王新只说了一句话,王勇平和李红霞就松口了。
他说:“妈,你不是总说,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穿过一次婚纱吗?我六岁那年,你在市百货大楼橱窗上看见一件婚纱,看了十分钟,拉着我走的时候,你说‘快走了,看啥看,那是有钱人穿的’。”
屋里静了一下。王勇平把烟掐了,手在膝盖上搓了两搓,没吭声。
李红霞当场就红了眼眶。
她低下头,拿袖口擦了擦手,又擦眼睛,擦完抬起脸:“那都哪年的事了,你还记着。”
补办婚礼这个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婚礼这天,李红霞穿着定制的婚纱——不是橱窗里那件,王新把当年那个款式的老照片找到了,照着放大了两号,加了苏绣的裙摆。
王勇平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从早上就开始紧张,敬茶的时候手一直抖,茶杯盖磕得叮叮响。
李红霞在里屋对着镜子坐了半天,镜子里那个人,她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帘子一掀,王勇平探头进来,看见那身白裙子,愣在门口,脚没敢往里迈,往后退了半步:“我出去,我出去。”
退到门外,又隔着帘子问了一句:“冷不冷?”
司仪请两位新人讲述结婚历程。王勇平攥着话筒,憋了半天,说出的话让全场都笑了又都哭了:
“二十二年前,那是1984年,我娶她的时候,我们俩都是山阳市煤矿局的技术员。领了证,我跟她说,红霞,跟着我,以后让你过好日子。她说中。这一声‘中’,说了二十二年——跟我挤那间单身楼,她说中;我下了岗,她一个人在单位顶着,她说中;我蹬三轮卖小吃,她说中。后来日子好了,我整天在味当家忙活,她也没说过一个不字。我这辈子欠她的,不是一场酒席能补上的,就是想让老伙计们、让孩子们都看看,我王勇平没白娶她。”
李红霞站在旁边,婚纱的裙摆被舞台边的暖风带得轻轻摆,和王勇平相视一笑。
台下,王新坐在第一排,眼眶热得发烫。
他这一生,见过太多大事:世界杯的八万人合唱,农牧大学的揭牌典礼,几千人的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