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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五。重庆。城南。清晨。
巧英蹲在院子里,面前摊着一块旧布,布上铺着林远山留下的那袋土金根茎。她拈起一根,对着晨光看了看——深褐色,表皮粗糙,断口处露出淡黄色的内芯,有一股极淡的涩味,像雨后泥土的气息。她不知道它长在哪里,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该挖。她只见过一次——母亲苏宛卿从山上回来,袖口沾着这种泥土的颜色,说:“今天挖到了一点好东西。”
她那时候还小,只记得母亲把那几根根茎洗了,切成薄片,晾在窗台上。后来那些切片不见了。母亲没有再提起,她也没有再问。她蹲在那里,看着那些根茎,看了一会儿,从屋里取出一只小布袋,把根茎装好,系紧袋口,放在窗台上晒着。她不知道林远山什么时候会再来。但她知道,等他再来的时候,她得告诉他一些他还没写下来的东西。
同日。城西。槐树巷。
林远山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几页抄好的染方。他反复看那一页关于“土金”的记录,目光停在那段空白处。他父亲抄到这里就停了,没有写植物的名字,没有写产地,没有写采挖的季节。他合上笔记,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街上没有人,只有风吹过巷口的声音。他站了一会儿,回到屋里,拿起笔,在那段空白下方写了一行字:“土金。根茎。春分前后采挖。泥土要干,不能带水汽。”写完之后,他停了一会儿,又补了一行:“以上是我猜的。还没有验证过。”他放下笔,等着那行字变成一个被验证过的答案。
三月初六。午后。院子里。
陈树生坐在石凳上,面前摊着一本旧书。他翻了几页,停下来,又翻回去,像是走了一段不算长但需要反复确认的路。春桃从灶房端了一碗姜汤出来,放在石桌上:“喝了吧。倒春寒,别着凉了。”
他端起碗,没有立刻喝,先看了她一眼:“你煮姜汤的时候,放了多少姜?”
“放了四片。”
“以前你放三片。”
春桃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四片暖一些。”她顿了顿,“你这次回来,说话比以前少了。”
陈树生喝了一口姜汤:“不是少了,是走得久了,有些话在路上说完了。”
春桃没有追问。她在他对面坐下来,隔着那张石桌:“那你走到镇上那天,说了什么?”
陈树生想了想:“说了‘到了’。”他顿了顿,“走了三天,就说了两个字。”
春桃站起来,拿起空碗:“那这两个字倒是挺值。”她转身走回灶房,背对着他的时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没有完全笑出来。
三月初七。入夜。账房。
巧英在灯下翻着母亲的旧笔记。她今天又翻了一遍,一页一页地翻,在那些熟悉的染方和纹样之间寻找一个她一直没注意的角落。翻到后面几页时,她看见一页夹着一张薄纸,纸边已经发脆了,纸面上的字迹不太清楚。她把纸轻轻抽出来,对着灯光看——上面画着一株根茎的剖面图,旁边写着几行字。字迹是她外公的,笔划比母亲的更紧,像一个人在用力压着笔尖写字:“土金。根须密者色沉。采于春分后七日,泥干水静时。根入土一尺三寸,不可断须。”须,就是断了路。颜色出不来。”
巧英盯着那行小字看了很久:“宛卿问”——那是她母亲问的。外公回答了她。她把这张薄纸轻轻折好,夹回笔记里,合上,放在桌角。窗外的风从江面上来,带着水汽和一点回暖的泥土味。她坐了一会儿,听见外面传来春桃关灶房门的声音,“吱呀”一声,插销落下,然后是脚步声,朝西厢房走去了。她伸手摸了摸备用本的封面,像在确定一件还不太确定的事:她找到了。等林远山下次来,可以告诉他了。
三月初八。晨。春风里布庄。
门开着。佐藤站在柜台后面,面前摊着那封从武汉转来的信。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信是陈立言写的,很短:“佐藤先生:我已离开武汉,即日启程前往重庆。不必接,我会自己找到你。”佐藤把信折好,放回抽屉。他站在柜台后面,没有看街,也没有看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