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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五。重庆。厂房。
辰时。陈树生在实验台前调色。今天是“惊蛰”的第二版试染。他昨天新配了一组比例:青黛六分、槐花三分、茜草一分。
他把粉末倒进烧杯,还没来得及加水,胸腔里忽然涌上来一阵闷痛。那种痛不像疼,像是一只手从里面攥住了他的肺,慢慢收紧,不肯松开。他弯下腰,伸手撑住台面,另一只手捂住口鼻。烧杯被碰倒了,“当”的一声滚到桌沿,又被他的小臂挡住,没有碎。粉末洒了一些出来,落在桌面上,灰绿色的,像来不及落地的尘埃。
他的肩膀剧烈地耸动了几下。手心里那一片温热的东西慢慢漫开,从指缝间渗出来,落在桌面上,一滴,两滴,三滴。他低头看着那几滴暗红色的液体,在灰绿色的粉末旁边显得格外刺眼。他没有动,像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想起一句诗,不知道在哪里读过的——“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他记不全了,只记得那个“孤”字。那个字像一枚锈钉,嵌在喉咙深处,吞不下,也吐不出。
他的手还握着那条手帕,手帕已经被染红了大半,暗红色从中心向外洇开,边缘湿漉漉的。门开了。春桃端着洗干净的根茎走进来,脚步本来轻快,但跨过门槛的一瞬间,她停住了。
她没有看见他的脸——他弯着腰,脸朝下,手臂半挡着。但她的手一松,竹篮从她手里滑落,根茎滚了一地,“啪嗒、啪嗒”几声之后,实验室里安静了一瞬。
春桃没有去捡那些根茎,径直走到他面前,伸手扶住他的小臂。他的小臂是绷紧的,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绳子。她低头看了一眼桌面,目光落在那几滴暗红色的液体上,停了片刻,又落在他手心里那条手帕上。大半条都红了,像一朵被雨淋透的花,深红到暗红。她没有惊叫,没有后退,只是扶住他的手,声音很稳:“走,去坐下。”
陈树生没有动,也没有挣开。“春桃——”
“别说了。去坐下。”
她把他扶到旁边的椅子上,让他靠着椅背坐下。他没有再拒绝,仰头靠着椅背,闭了一会儿眼睛。春桃没有走开,她站在他面前,像一扇暂时不打算再让风吹进来的门。她弯腰把那几滴暗红色的液体用手帕盖住,没有擦,只是盖住。她说:“我得告诉巧英。”
陈树生的眼皮动了一下。“再等等。”
“等不了了。”春桃的声音不高,但稳,“你等不了了。”
她转身走了出去。她走了几步,在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陈树生靠在椅背上,眼睛闭着,嘴唇上还有没擦干净的血丝。她的手在门框上停了一下,指节泛白。然后她转回头,走过走廊,推开账房的门。
账房的门没有关。春桃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巧英正在桌前翻一本旧账册,银梭搁在手边。她抬起头看见春桃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什么东西,那东西叠得很整齐,看不出是什么。她没有说话,等着春桃开口。
春桃走进来,把那团叠好的手帕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手帕是湿的,带着体温,暗红色从叠好的边角渗出来,洇湿了桌面一小片。巧英低头看了很久。她没有伸手去摸那手帕,只是看着那一小片暗红色,桌面上的颜色还在往外漫。她忽然想起在苏城的红豆架下,他说过的话——“你给陆怀瑾写信,不给我写。我等了一个月,才等到你一行字。”她那时候不知道,他等的不只是一封信,他是在等一段足够长的日子。
她放下账册,站起来,绕过桌子。“他在哪儿?”
“实验室。”
“叫老周备车。去仁济诊所。”
春桃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巧英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弯腰把地上散落的根茎一根一根捡回竹篮里。根茎上沾着灰,她拍了拍,没有完全拍干净,然后端着竹篮走进实验室。陈树生还靠在椅子上,他的脸色比她想象中更差,嘴唇干裂,颧骨突出,像一棵树在冬天里被风抽干了水分。
她在他面前站定,没有说话。她的眼神落在他手背上——有一道干涸的暗红色痕迹,像河床露出来时留下的印记。“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阵了。”陈树生没有看她。
“多久?”
“从昆明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是没当回事。”他顿了顿,“我以为是天气干。”
巧英伸手,把他手边那本摊开的“备用本”拿起来合上,轻轻夹在腋下。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侧身让开门口的方向。
“走吧。”
“去哪儿?”
“医院。”她的声音不高,“老周已经去备车了。你现在跟我走,还可以自己走过去。再晚,就只能让人抬了。”
陈树生低下头,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掌心还有暗红色的残迹,已经干了,像一片拓印下来的叶子。他没有再争辩,扶着椅背站起来,动作很慢。巧英走在他前面,没有扶他。她走得比平时慢,慢到刚好让身后的脚步声跟得上。走到门口的时候,陈树生看见了春桃。春桃没有进去,站在门外等着他,见他出来,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没有说话,侧过身,让他先走过去。她的眼尾有一点细碎的光,但没有落下来。
老周备好了车。一辆旧马车停在巷口,车身漆面斑驳,车板上垫着一块褪色的粗布。这种季节坐马车比汽车稳当,也暖和些。巧英扶着陈树生上了车,他靠着车壁坐下,闭上眼睛。春桃站在车旁,手里抱着那件叠好的青灰色棉衣。她站在车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有递进去,只是轻轻放在陈树生旁边的座位上,然后退后半步,替他关上车门。“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