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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一。重庆。城南厂房。
天没亮透,厂房里已经亮了灯。不是一盏——挂了三盏煤油灯,火苗被晨风从门缝里灌进来,跳了一下,又稳住,在梁上投出晃动的光。空气里漂浮着靛蓝的气味,淡淡的,带着草木灰的涩意,但不像半个月前那么呛了——像是人和染料互相认得了,连气味都收了锋芒,只剩下一点旧衣裳似的暖。
巧英站在那排新砌的染缸前,缸里的染料已经配好了。靛蓝色液面平得像一面镜子,能照出头顶铁皮顶的破洞、漏进来的天光,和她自己的脸。她低头看了一下那水中的倒影——头发盘着,有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眼睛,是一滴汗。
“大小姐,”赵桂兰从厂房另一头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单子,纸页在她指间发出“哗啦”的轻响,“李家那批白坯布昨天到了。五十匹,我验过了,织得匀,没有断线。”
巧英接过单子,快速扫了一眼。“价格呢?”
“按咱们说好的,一匹三毛五。”
“下一批什么时候到?”
“他们说要等十天。人工不够,还在招人。”
巧英把单子折好,塞进袖口。“告诉他们,可以预付三成定金。招人的钱,先垫上。”
赵桂兰愣了一下。“大小姐,咱们账上的钱——”
“够。”巧英打断她,“够撑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布卖出去了,钱就回来了。”
赵桂兰没有再接话。她转身走了,布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脚步声很快,像是脚下踩着线头,怕一不留神就乱了。
巧英站在缸前,看着水面。水面被一阵风吹皱,她的倒影碎了,又慢慢聚拢。她把手伸进衣领,摸了一下红绳。红绳上什么都没有——戒指在念瑾脖子上,她脖子上空荡荡的——但她习惯了摸那根绳子,像习惯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还在那里。
辰时。宋云澜来了。
他换了一身干净的长衫,深灰色的,领口挺括,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是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他站在厂房门口,没有进来,只是看着里面的灯和蒸汽,和那些在灯光里忙碌的人影。
老周最先看见他,朝他点了点头,手里的活没停。巧英转过身,看见门口的宋云澜,走出厂房,两个人站在门口,一个面朝里,一个面朝外。
“你今天要去码头?”她问。
“嗯。下午的船,去昆明。”
巧英沉默了一瞬。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动她额前的碎发,又吹动宋云澜的衣摆。她的声音不高,被风声压得有点模糊,“东西都收拾好了?”
“就一个箱子。也没什么要带的。”他顿了顿,“我从昆明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带一个人。”
巧英抬起头。“树生哥?”
“不一定。他的实验走不开,可能只是托我捎封信。”宋云澜看着她,“你想带什么话给他?”
巧英想了想。她想了很多,但说出口的只有一句:“告诉他——银镯还在。雨过天青也染出来了。让他安心做他的实验。”
宋云澜点了点头。他站了一会儿,目光落在巧英的手上——她左手腕上有一圈浅浅的白印,是银镯戴久了留下的。那个位置已经习惯了被一枚镯子贴着,现在镯子还在,从来就没有摘下来过。他说:“那我走了。”
“到了昆明,给我发个电报。”
“好。”
他转过身,朝巷口走去。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啪嗒、啪嗒”的,像在数着什么。巧英站在厂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他走了几步,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叫住他,只是看着他走出巷口,拐了个弯,影子被阳光拉长,然后消失了。
她转回身,走进厂房。靛蓝的气味迎面扑来,熟悉的、沉的、像一床旧棉被压在身上。
十月初三。重庆。城西王家织户。
赵桂兰回来的时候带着一脸笑,那笑意从嘴角一直爬到眼角,连眉毛都比平时高了几寸。她进门就喊:“大小姐!谈成了!王家那六台织机,都归咱们了!”
巧英正在调新一缸染料的配比,听见这话,放下手里的铜勺,铜勺碰到缸沿,发出“叮”的一声脆响。“怎么谈成的?”
“我说了——钟家不走了。重庆是最后一站。他们不信,我就把预付款拍在桌上了。”赵桂兰从怀里掏出一份契约,纸页在她手里“哗啦”一声摊开,“您看看,三成定金,一个月交货。签了三年。”
巧英接过契约,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赵桂兰。赵桂兰的头发上沾着灰,手背上有一道新划伤,像是被什么东西剐的。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几条细纹,以前是没有的。她摸了摸那道划伤,有点不好意思地把手背到身后。“路上蹭的,不打紧。”
巧英把契约折好,放进口袋。“赵姐,晚上回家吃饭。”
“哎。那我先去安排一下明天的料。”
她走了。巧英站在厂房中间,转了一圈。织机、染缸、晾布架、实验台——每样东西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她低下头,看自己手上的那枚银梭,指尖顺着缠枝莲纹摸了一圈。
十月初五。湖北。武汉以北。行军路上。
怀瑾走在队伍的中间,低着头,脚步不紧不慢。秋天的风从平原上吹过来,带着稻子收割后留下的干草味,还有一点土腥气。他左手虎口的疤又在隐隐作痛,他已经习惯了,但还是会低头看一下那道疤。
“李长河!”连长从前面喊他,“过来一下!”
他小跑几步,踩在松软的土路上,土“噗”的一下沉了一下。“连长,什么事?”
连长递给他一张纸。“总部转来的,说是一个姓陆的长官托人带的。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