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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英放下纸,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墙外面,运河上的船夫在收网,渔网从水里提起来,银白色的鱼在网里蹦跳,噼里啪啦的。
“堂哥,你觉得苏联人来帮我们,日本人怕不怕?”
“怕。日本人怕苏联人。”钟庆堂的语气很肯定,“我在日本的时候,报纸上天天写苏联的事。日本人对苏联又怕又恨,恨不得一口吃掉,又怕噎死。”
“那山本雪子的人往北走,会不会是去打探苏联人的消息?”
钟庆堂想了一会儿。“有可能。也可能是去接什么人。”
巧英转过身。“接什么人?”
“不知道。但我觉得山本雪子一个人在苏城待了这么久,没拿到配方,上面不会满意。她可能需要帮手。”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帮手。山本雪子已经带了六个人,够多了。她还需要帮手,说明她要干的事比放火更大。
“堂哥,继续盯着。她的人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来,都记下来。”
钟庆堂点了点头。“我知道。”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巧英,还有一件事。今天合作社的钱掌柜来找我,说他听说日本人要把苏州河以北的工厂全部拆掉,机器搬走,厂房烧光。他问我云锦坊怎么办。”
巧英的手握紧了。“谁跟他说的?”
“不知道。他也是听人说的。传话的人说是从上海那边传来的消息。”钟庆堂的声音压得很低,“巧英,上海那边可能要出大事了。不是北平那种事,是更大的事。”
巧英沉默了一会儿。“堂哥,你说上海要打仗?”
“不是我说。是大家都在说。”钟庆堂走回来,在她对面坐下,压低声音,“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早就在苏州留园挂了一块‘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的牌子,表面上是训练,实际上是作战指挥部。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都已经从外地调到了京沪线上。那些都是中央军最精锐的德械师,配的全是新装备。如果没有打仗的打算,不会把三个德械师全部拉到苏锡常一带。”
巧英的手在银镯上停了一下。她在苏州城里见过那些人——穿着整齐军装的士兵,腰板挺得笔直,走路的时候目不斜视。旁边有人说“这是中央军的德械师,刚从德国训练回来的”,语气里带着骄傲,也带着担忧。骄傲是因为有这样的军队,担忧是因为把他们拉到前线上来,说明仗真的要打了。
“堂哥,你觉得上海什么时候会打起来?”
钟庆堂摇了摇头。“不知道。但不会太久了。”他顿了顿,“巧英,如果上海真的打起来,苏城就是大后方。伤兵会从前线送到苏城来,物资会在苏城中转,工厂会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云锦坊不只是要防山本雪子,还要防日军的飞机。”
账房里安静了下来。窗外蝉叫得很响,像是在锯木头。
巧英站起来,走到墙边,把那幅苏城地图取下来,铺在桌上。地图是陈树生画的,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了巷道、围墙、厂房的布局。她用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把云锦坊圈在中间。
“堂哥,从明天开始,云锦坊进入战时状态。工人分两班,织机昼夜不停。原料省着用,止血带、绷带、药棉,能做多少做多少。”
钟庆堂看着地图上那个红圈,点了点头。“我这就去通知合作社的铺子。”
他走了。巧英一个人站在桌前,看着那张地图。苏城在东边,上海在东边的东边。她用手指从苏城划到上海,距离不远,坐火车两个时辰就到了。如果日本人从上海打进来,苏城就是第一道防线——不,是第二道。第一道是上海。
她想起宋云澜信里写的话——“苏联援华的消息公开后,日本人的反应可能更为激烈。”苏联人要来,日本人怕。怕了就要打。打就要打到苏城来。
她低下头,看着腕上的银镯。内侧那行字——“愿我如星君如月”——已经被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但摸上去还能感觉到笔画的走向。她用手指摸了摸,然后放下手。
夜。
巧英一个人坐在账房里,面前摊着“经纬之心”。她没有写字,只是握着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
窗外的蛙声很响,像在开大会。远处运河上的船夫又开始唱了,今晚唱的是《茉莉花》,调子很慢,像是在水里泡过。她听着,忽然觉得有点想笑。这个时候,还有人能唱得这么欢快,真好。
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陈树生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银耳汤。
“巧英,春桃煮的。让你喝了早点睡。”
巧英接过碗,喝了一口。甜的,温的,刚刚好。
“树生哥,你今晚还守后门?”
“嗯。你守中间,我守后半夜。你睡两个时辰,起来换我。”
“你睡什么?”
“我不睡。”陈树生的语气很平淡,“在清华的时候,三天不睡是常事。”
巧英放下碗。“树生哥,你不能总是不睡觉。”
“你也是。”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陈树生开口了。“巧英,你今天想了好几次银镯。”
巧英愣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摸的。
“你在想事情。”陈树生说,“你一紧张就摸银镯。从小就是这样。”
巧英把手从银镯上拿开,放在桌上。
“树生哥,你怕不怕上海打仗?”
陈树生沉默了一会儿。“怕。”
“怕什么?”
“怕云锦坊被炸。”他的声音很低,“怕你出事。怕你一个人扛。怕你累倒了没人知道。”
巧英的手抖了一下。
“怕你以为自己是一个人。”陈树生说完,转过身,走了。
巧英坐在桌前,看着那碗还剩半碗的银耳汤。她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一滴都没剩。然后她翻开“经纬之心”,提起笔。
“七月二十七。收音机里说平津形势危急。北平的银杏叶,今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去看。宋云澜来信,说苏联人要来帮我们。堂哥说上海可能要打仗了,三个德械师都拉到京沪线上,连指挥部都搬到苏州留园了。山本雪子的人又走了两个,往北去了,可能是去打探苏联人的消息,也可能是去找帮手。树生哥的新涂层成本降了一半。他说怕我出事。我不是一个人。我一直不是一个人。”
她写完之后合上账本,放进抽屉。拿出那把匕首,放在枕头底下。拿出那枚银梭,握在手心里。银梭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在灯光下像一枚印章。
她吹灭了灯,在黑暗里躺着。
窗外的蛙声还在响。运河上的船夫还在唱,调子很慢,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她闭上眼睛。
夜很长。但天总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