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雪停了(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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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苏城,云锦坊。

雪停了。不是慢慢停的,是忽然停的。像有一个人在天上,把装雪的袋子口扎住了。阳光从云层后面漏出来,稀薄,淡白,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巧英站在窗前,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院子里的红豆架子被雪压弯了,枯藤上挂着一串一串的冰凌,在阳光底下闪着光,亮晶晶的。

春桃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攥着一张报纸,跑得太急,在门槛上绊了一下,但这次没摔。她扶着门框站稳,把报纸递给巧英,手在抖,声音也在抖。

“小姐,和平了!”

巧英接过报纸。头版的字很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委员长抵南京。全国人心大定。”她把这几行字看了两遍,把报纸放在桌上,没有再看。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怕看错了,怕看对了,怕看完之后发现和平是真的,但信还是没来。

“小姐,和平了!”春桃又说了一遍,声音里带着哭腔、笑和说不清楚的什么,“不打仗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

巧英看着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冬天的阳光。她转过身,走回织机前,坐下来,拿起梭子,推了一梭子。咔哒。大寒纹——“鸡始乳”。母鸡开始孵小鸡了。春天快来了。

同一天,沪上,宋云澜办公室。

四川路的梧桐树光秃秃的,雪化了又冻,枝丫上挂着冰碴。阳光照在玻璃上,反着白光。宋云澜站在窗前,手里拿着那份报纸,看了不知多少遍。头版的消息他已经倒背如流——“和平解决。”但他没有放下,像是在确认,确认这短短四个字不是印刷错误。

周经理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看见宋云澜站在窗前没动,轻声叫了一句:“宋先生?”

宋云澜转过身。眼下一片青黑,大衣没脱,领口松了,像是又一整夜没睡。“周经理,香港那边的账户,再存一笔进去。不是小数目,把我名下那几只股票全抛了,换成英镑,存进汇丰。”

周经理愣了一下。“全抛?那几只股票您持了好几年,现在抛——”

“抛。”宋云澜打断他,“不是现在抛,是今天抛。下午之前办好。”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硬,像钉子钉进木头里。周经理张了张嘴,把话咽了回去。

宋云澜走到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地图,摊开。地图上标着几个红圈——天津、北平、沪上、汉口,还有一个绿圈——香港。他用手指在红圈上划了一下,从北往南,画了一条线。华北的局势不会因为一次和平解决就安稳,岛国人等了这么多天,盼着中国内乱,没盼到。他们会甘心吗?不会。他们会换一种打法。不是从内部打,是从外面打。从华北打,从沿海打,从他们已经在的地方打。

“周经理,你帮我联系一下怡和洋行,问他们有没有从沪上到新加坡的船期。不用包舱,散货就行。一个月一班,连续三个月。再从沪上调一批白坯布、化工原料,走津沽,但不是卖给渡边家。走私,绕开码头课。找天津那边的老赵,他做这行十几年了,门路熟。”

周经理一一记下。“宋先生,您这是……”

“铺路。”宋云澜直起身,“和平是好事,但和平不会太久。岛国人没打成内战,就会打外战。我们要在他们动手之前,把路铺好。香港的账户是退路,津沽的走私线是补路。退路有了,补路的料也有了。什么时候路断了,什么时候铺。”

他把地图折好,放回抽屉。拿起桌上的茶杯,茶早就凉了,他喝了一口,凉茶涩味泛上来,眉头都没皱一下。“巧英那边,纱布的事不能停。和平了,前线的伤员还在。止血带还是缺。我下周去苏城一趟,看看她的库存。另外,你帮我查一个人。”

“谁?”

“钟庆堂。”宋云澜转过身,看着窗外,“查他的笔记本。不是偷,是打听。他那本本子上记了什么,我大概知道。但我要知道他还记了什么。这个人,现在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是棋子。巧英要用他,我就要替他看着——这棋子什么时候会翻。”

周经理应声去了。宋云澜一个人站在窗前。阳光照在玻璃上,反光刺眼。他眯着眼睛,忽然想起巧英说过的话——“宋先生,你铺的路,我不会让它断。”路不会断,但他不能让巧英一个人走在路上。他要在前面探路,在后面垫石头,在旁边看着。她只管往前走。

同一天,长沙,岳麓山下。

陈树生站在宿舍门口,雪停了,阳光照在操场上,亮得刺眼。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出来,比前几天还多,但这次不是吵架。有人在喊“和平了!”有人在喊“委员长回来了!”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抱着身边的人跳。

一位高年级学生跳到台阶上,举起双手,大声喊:“同学们!和平解决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底下有人鼓掌,有人喊好,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

陈树生站在人群外面,没有挤进去,也没有走开。看着那些欢呼的人、拥抱的人、扔帽子的人。他没有欢呼,没有拥抱,没有扔帽子。他转过身,走回宿舍,在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信纸,提笔写信。

“巧英:和平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校园里所有人都在欢呼,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我没有欢呼,没有笑,也没有扔帽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这几天吵得太累了,也许是还没反应过来,也许是担心的事太多,不知道从哪一件开始高兴。”

他停下笔,看着这几行字,忽然加了一句:“但我知道一件事——这才是开始。不是结束,是开始。从今天起,中国人要一起做一件事。这件事很难,要做很久。但至少,我们开始做了。你在苏城,多保重。等我的信。树生。”

他把信装进信封,用镇纸压在桌上。邮局开始收邮件了,这封信能寄出去。和平了,邮路通了。

同一天,西安。某个临时驻地。

陆怀瑾站在帐篷外面,阳光刺眼,雪地白茫茫的。他眯着眼睛,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电报,又看了一遍。“事变和平解决。全军解除战备。各部原地待命,听候调遣。”

他把电报折好,放回口袋。口袋里还有两封信,一封是母亲的,一封是巧英的,都还没寄出去——不是不想寄,是前几天不让寄。现在和平了,可以寄了。他走回帐篷,在行军床上坐下来,铺开信纸。写得很慢,每个字都想很久。

“巧英:我没事。你不用担心。”

短短一行字。他看了很久,觉得太短了,又加了一句:“围巾收到了。很暖。”又觉得太冷了,又加了一句:“你寄来的止血带,前线用上了。有人活下来了。”他看着这几行字,忽然觉得够了。不用再写了,再写就多了。多出来的字,不是她需要的,是她不知道怎么回的。

把信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苏城云锦坊钟巧英收”。把信封放进口袋里,和母亲的信、巧英的信放在一起。三封信,一封已经寄出,一封还在等,一封刚写好。

他站起来,走出帐篷。阳光照在雪地上,亮得睁不开眼。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不在汉口了,在西安。部队调过来了,他跟着来了。离苏城远了几百里,但离她近了一些。不是距离近了,是心近了。

同一天,北平,铁狮子胡同。

渡边一郎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是日文版的,头版印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几个字。他把报纸看了好几遍,脸色很差,额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秘书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渡边一郎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又捡起来,又揉了一次。

“打不起来了。”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铁皮。中国没有内乱。蒋没有死。张学良、杨虎城没有和南京打起来。岛国人等了十几天的机会,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攥着拳头,指甲嵌进肉里。窗外阳光很好,照在铁狮子胡同的灰色小楼上——那栋他关过陈树生的小楼,人放了,楼还在。楼在,他在。他不会走。

同一天,沪上,渡边商社。

渡边健次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没有报纸。阳光照在桌面上,把灰尘照得一缕一缕的。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听电话那头的声音。渡边一郎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很远,很沉,像从井底传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