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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消息。等天亮。等这一切过去。
天亮了。宋云澜的车还停在四川路的楼下。他在车里坐了一夜,靠着座椅睡着了,醒来时脖子僵硬,车窗上全是雾气。他用手抹了一下,露出外面的街景——天亮了,街上开始有人了。一个老头儿在扫落叶,扫帚一下一下地划着地面,沙沙的,声音不大。
他推开车门,走下来,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老头儿。扫了一会儿,歇了一会儿,继续扫。宋云澜忽然想,他扫的不是落叶,是昨天。把昨天扫走,今天才能来。他转过身,走进大楼。
办公室的灯亮着。周经理已经在里面了,脸色发白。
“宋先生,消息来了。”
宋云澜接过报纸。头版——不是头条,是通栏标题。墨色很重,像用刀刻上去的。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
宋云澜把报纸放下,抬起头。“巧英还什么都不知道。”
“要告诉她吗?”
“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只会等。更难受。”
他走到窗前。窗外阳光惨淡,照在梧桐树的枯枝上。他忽然想起她昨天晚上看他的眼神——不是怕,是稳,稳得让人心疼。
折好,放回口袋。不是不告诉她,是不能在电报里说。他铺开信纸,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斟酌。
“局势有变,但不必惊慌。云锦坊一切照旧。等我消息。云澜。”
把信折好,装进信封。信很短,字很少。但他知道,她看得懂。“不必惊慌”,就是会慌。“一切照旧”,就是什么都变了。
他把信封交给周经理。“送去苏城。”
周经理接过信封,转身出去了。宋云澜站在窗前。楼下的扫街老头已经扫到街尾了,扫帚声越来越远,沙沙沙,像什么人在低声说话。
他把手插进口袋。口袋里有一样东西——一把钥匙。沪上那个账户的钥匙。不是存折,是保险柜的钥匙。他把钥匙攥在掌心里,铁的,凉的。攥了一会儿,放回口袋。
不是不想给她,是不能现在给。怕吓着她。
十二月初五,苏城,云锦坊。午后。
春桃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小姐,宋先生的!沪上来的!”
巧英接过信封,拆开,抽出信纸。只有几行字。“局势有变,但不必惊慌。云锦坊一切照旧。等我消息。”
她把信看了一遍,折好,放进袖口里。没有回信。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知道了”?她不知道。写“我会小心的”?她不知道怎么小心。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阳光惨淡,照在红豆架子上,枯藤的影子落在地上,歪歪扭扭的。她伸出手,摸了摸窗玻璃。玻璃凉凉的,她把手收回来。
“春桃。”
“嗯?”
“今晚上吃什么?”
春桃愣了一下。“小姐,您一夜没睡,还有心思吃饭?”
“不吃饭,怎么等?”
春桃张了张嘴,转身跑进灶房。锅碗瓢盆响起来——她开始做饭了。
巧英站在窗前,把手插进口袋里。口袋里是树生哥的信,陆怀瑾的信,钟庆堂的信。三封信,三个人,都在告诉她同一件事——要出事了。但她不知道出什么事。
她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等吧。除了等,她什么都不能做。
傍晚,天又黑了。冬天天黑得早,四点就不见太阳,五点就要点灯。
巧英在灶房里吃饭。一碗粥,一碟咸菜,一块豆腐乳。春桃站在旁边,看着她吃,吃得慢,但每一口都咽下去了。春桃忍不住问了一句:“小姐,您好歹给陆长官回封信。”
巧英放下筷子,看着春桃。“怎么回?”
春桃答不上来。
巧英重新拿起筷子,继续吃。吃完饭,她把碗筷收进灶房,洗干净,放回碗橱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黑暗。
她伸出手,看不见手指。但她知道,手在那里。红豆架在那里。枯藤在那里。掉在土里的红豆,也在那里。
回到厂房,坐在织机前。没有织锦,没有写信。只是坐着,梭子还在搁板上。她伸出手,摸了摸。凉了。另一只手摸了摸那把扳手——陆怀瑾的那把。也凉了。
不知道绥远的人冷不冷。不知道围巾收到了没有。不知道止血带用上了没有。
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天亮了等天黑,天黑了等天亮。等消息。等信。等人。
她闭上眼睛。黑暗里什么声音都没有。
冬天的夜很安静。苏城很安静,绥远很安静,长沙很安静,沪上很安静。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安静堂在黑暗的办公室里坐着,抽屉锁着,钥匙在口袋里。宋云澜在沪上的办公室里站着,楼下扫街的老头已经收工了。陈树生在长沙的实验室里坐着,信还没寄出去。陆怀瑾在绥远的帐篷里躺着,手放在口袋上,口袋里是两封信。
巧英在织机前坐着,没有织锦。她在等。
不知道等什么,但她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窗外的红豆架子上,枯藤缠着竹竿。枯藤底下,掉在土里的红豆被落叶盖住了——它们在等春天。她也在等。
天快亮了。这是她能做的唯一的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