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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要种下去,用母亲塞进皮箱的那包故土。母亲说了,用老家的土种,长得旺。
他闭上眼睛。车窗外,北平的黑夜被车灯撕开一道口子,又迅速合拢。他不知道下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再也回不来了。但他知道,他一定会再回来。
不是为了这座城,是为了那些人。那些在烽火中守着书桌的人,守着织机的人,守着红豆的人。
三月初十二,北平。清晨。
同德堂客栈的后院,一间朝北的小房间。陈树生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他睡了一夜,但没睡踏实——客栈的床板比宿舍硬,窗外的胡同里从五更天就开始有人走动,挑担的、赶车的、吆喝早点的,声音透过薄墙传进来,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水。
他起身,从帆布包里取出那封昨晚写好的信。信封上写着“苏城云锦坊钟巧英收”,封口处画了一个小圆圈,旁边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他把信揣进贴身口袋,准备今天去邮局寄出。
走到前厅,沈砚秋正坐在柜台后面喝粥。看见他出来,放下粥碗。
“树生,今天别出门。外面风声紧。”
“我得去邮局。这封信要寄出去。”
“让伙计替你跑一趟。”
陈树生摇了摇头。“砚秋,这封信不一样。巧英在等我消息。伙计送去,我不放心。”
沈砚秋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劝。他从柜台
“换上。别穿学生装。邮局在王府井大街,你从后巷走,别走正街。寄完信马上回来,别在路上逗留。”
陈树生接过帽子和短褂,去后院换了。镜子里的自己不像学生了,像一个寻常的店铺伙计。他把那封贴身口袋里的信按了按,确认还在,然后从后门出了客栈。
胡同里有一只花猫蹲在墙头,看了他一眼,跳走了。
他低着头,沿着墙根走。初春的太阳刚升起来,光落在青砖墙上,把墙缝里的青苔照得绿莹莹的。街上人不多,几个买菜的妇人挎着篮子走过,说着家长里短。他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知道穿过去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后街。
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停下了。
前面站着三个人。两个穿黑色中山装,一个穿藏青色长衫。穿长衫的人他认识——是同德堂客栈的账房先生,姓周。上个月沈砚秋还跟他提过,说这个人来客栈不到半年,做事勤快,但底细查不清楚。
“陈先生,请留步。”
陈树生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那封信。他没有转身跑。跑不掉。巷子太窄,三个人堵在出口,后面是死胡同。
“周先生,有事?”
周账房往前走了两步,脸上的表情不像平时在客栈柜台后面那样和气。他的目光落在陈树生胸口的衣袋上,停了片刻。
“陈先生,有人举报您向苏城传递军事机密。北平宪兵队请您去一趟,配合调查。”
陈树生的心跳猛地加速,但他的声音没有抖。他想起父亲的话——不要慌,慌就输了。
“军事机密?我传给苏城的是染织工艺参数和家信。您要检查,现在就可以看。”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那封信。
周账房没有接。他侧了侧身子,身后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人往前迈了一步。其中一个人从怀里取出一张纸,展开,在陈树生面前晃了一下——盖着北平宪兵队红印的拘票。
“陈树生,男,二十二岁,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涉嫌向苏城方面传递军事情报,危害帝国在华利益。根据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第三号令,现依法拘留审查。”
帝国。华北驻屯军。
陈树生的瞳孔微微收缩。不是中国警察,是岛国宪兵队。
“我不是岛国公民,你们没有资格用‘帝国’的法律拘捕我。这是中国的土地。”
周账房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是早就预料到他会说这句话。
“陈先生,北平现在是什么局面,您比我清楚。华北驻屯军的命令,连北平市警察局都得照办。您跟我讲法律——法律在枪口底下,枪口说了算。”他往前又走了一步,压低声音,“陈先生,我劝您别闹。您不是第一个被请进去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配合一点,问几句话就放您出来。闹大了,对您、对清华、对您苏城那位表妹,都不好。”
陈树生的手指攥紧了那封信。
苏城那位表妹。他们知道巧英,知道苏城,知道他每一封信寄到哪里。沈砚秋说得对——客栈里有内线。周账房就是那个人。
“我可以跟你们走。但这封信——是我给表妹的家信,和军事无关。让我把它寄出去。”
周账房摇了摇头。“陈先生,您现在是涉嫌间谍罪的嫌疑人,您的所有物品都要作为证据封存。信不能寄,得跟我们走。”
陈树生看了看手里的信,又看了看周账房。信封上的小圆圈和小花在晨光里显得很安静。他想,巧英收不到这封信了。她不知道他今天被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出去,不知道那颗红豆能不能种下去。
他把信收进口袋,抬起头。
“我跟你们走。但我要通知我的导师。我是清华大学的正式学生,你们无权在不通知校方的情况下带走我。”
周账房想了想,点了点头。“可以。您写张字条,我让人送去化学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和一张纸条,递给陈树生。陈树生接过笔,在纸条上写了几行字:
“王教授:学生因事外出,请假数日。实验室数据已整理完毕,存放于同德堂客栈。请勿挂念。树生。”
他把纸条递给周账房。周账房看了一眼,折好,揣进口袋。
“走吧。”
两个穿黑中山装的人一前一后把陈树生夹在中间。巷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牌是北平的,但车身上的标志不是中国牌照。陈树生被塞进后座,那封信还在他口袋里,贴着胸口。
车发动了。他从车窗往外看,看见同德堂客栈的幌子在晨风里晃了晃,看见周账房站在巷口点了一支烟,看见那只花猫又从墙头跳下来,落地无声。
他闭上眼睛。
红豆还在。信还在。数据还在保温箱里,放在同德堂客栈的房间床底下。沈砚秋会替他保管的。
车驶过王府井大街,拐进一条更宽的路。他不知道这是去哪——但方向是东边。东四。铁狮子胡同。
他知道那个地方。沈砚秋说过,去年冬天有一个记者被关在那里,放出来的时候腿断了。
同一天,苏城,云锦坊。
巧英在织机前坐了一上午,把谷雨纹的最后一梭子推了过去。戴胜降于桑——谷雨收尾,立夏要开始了。
春桃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
“小姐,宋先生从沪上发来的。”
巧英接过电报,展开。只有一行字:
“北平局势骤紧,树生已离清华园,藏身同德堂。近日勿寄信。等消息。”
她把电报纸折好,放进袖口里。袖口里已经有银梭、陆怀瑾的纸条和信、树生上次的来信、那颗红豆。现在又多了一张电报。
东西越来越多,心越来越沉。
她拿起梭子,继续织。立夏纹——“蝼蝈鸣”,青蛙开始叫了。梭子在她指尖穿行,咔哒,咔哒,和平时一样稳。
但她心里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运河边的柳絮落尽了。该来的人还没来。该寄到的信,也许永远寄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