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风雨欲来(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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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生那边,已经在安排了。”渡边健次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叔叔的人上周就到了北平。清华园内线已经就位,等时机。”

等时机。钟庆堂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等什么时机?等陈树生把最后一批数据整理完?等暑假他回苏城之前?还是等一个更巧妙的、让所有人都以为是意外的时间?

“渡边先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讲。”

“陈树生手里有电光锦的全部配方,这一点没错。但他不是云锦坊的技术根基——钟巧英自己才是。陈树生走了,她还有教案,还有他留给她的一整套工艺参数。您就算把陈树生从北平弄走,钟巧英手里那些东西一个字节都不会少。您真正要动的,不是陈树生这个人——”

“是什么?”

钟庆堂没有回答。他把电话轻轻放下了。

窗外阳光正好,柳絮飘进账房的窗口,落在那盆文竹的叶子上,白白的,像一层薄霜。他伸手把那团柳絮拈掉,指尖触到叶面的凉。

他翻开英文笔记本,在新的一页写下几行字:

“三月初九。渡边一郎码头涨价三成,钟巧英以联合采购应对。渡边健次透露,陈树生已在北平被盯上。但我怀疑——渡边一郎要的不是配方,是钟巧英这个人。也许从一开始,他要的就是把她逼到无路可走,然后她自己走到他面前去。”

他停下笔,看着这行字,然后划掉了最后一句。太远了,证据不足。但这种直觉——他做商人十年的直觉——告诉他,渡边一郎的“樱”计划,不只是为了电光锦的配方。一个岛国军部的高层,花几个月时间,动用码头课、商会暗线、军政部关系,就为了一匹锦缎的配方?不合理。除非配方是幌子,钟巧英才是目标。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二房要在这盘棋里活下去,不能只做棋子。他得弄清楚渡边一郎到底在图谋什么。在那之前,他得让渡边父子以为他仍然是听话的鹰。

鹰不需要做狗,但在猎人面前,鹰可以假装不会飞。

同一天,北平,清华园。

三月的清华园,玉兰花开了满树,白的像雪,粉的像霞。但从二月底那场大搜捕之后,气氛就变了。军警的便衣在围墙外晃荡,一些进步学生已经离校南下,留下的也在悄悄收拾紧要的东西。宿舍楼的窗户里,有人在连夜烧信件,灰烬从窗口飘出来,落在玉兰花瓣上,黑白分明。

陈树生从化学馆出来,手里抱着巧英寄来的信和一小块谷雨纹样片。他快步走过操场,迎面遇见两个穿黑制服的人,不像学生,也不像教授。他侧身让过,没有对视,心跳快了几拍。自从沈砚秋上次提醒之后,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在路上不回头,但用耳朵听身后的脚步声。两个人的皮鞋,节奏不快不慢,跟了他二十几步,拐弯的时候消失了。

进了化学馆,走廊里空荡荡的。他开门、开灯,把纸包放在桌上,坐下来读信。

巧英的字一笔一划都稳当,像她这个人。读到陆怀瑾被调走那一段,他把信纸放下,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窗外玉兰花的影子投在信纸上,晃了晃,像一只手在轻轻抚摸那些字。

读完,他把信翻到背面,看见那行小字——“君若归来,苏城月白仍在”。

他把信折好,放进贴身口袋,和那颗红豆放在一起。红豆是她去年秋天寄来的,说运河边的红豆熟了,捡了几颗,给他一颗,自己留一颗。他在宪兵队那三天没丢,在火车上没丢,在船上没丢。红豆还在,信也在。

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沈砚秋昨天送来的字条。字条上只有几行字,是沈砚秋的笔迹,写得极快,有些潦草:

“岛军演习区域已延伸到圆明园。进出北平铁路公路四月初管制。你手上的数据要尽快收尾。另外——化学馆的钥匙,除了你、王教授和系办公室,还有第四把。去年冬天系里换锁的时候,多配了一把,登记册上写着‘备用’。小心。”

沈砚秋是沈淑仪堂兄的儿子,论辈分该叫沈淑仪一声“堂姑”。沈家在苏城和北平都有产业,他在北平念完大学后留在城里做事,明面上是同德堂客栈的少东家,暗地里替沈淑仪盯着北方这条线。他从不跟树生多说,每次送字条都只写最必要的信息。但“小心”两个字,他每张字条都写。

陈树生把字条凑近灯火烧了。灰烬落在铁皮废纸篓里,一吹就散。

他铺开信纸给巧英写回信。

“巧英:信收到。谷雨纹样片我看了,经纬密度均匀,配色精准,和我教案里写的一模一样。你一个人撑到现在,辛苦了。陆长官的事,我知道了。他是个好人。你在信里说他把军大衣留给你,递红豆粥的时候握住了你的手——这样的人,请替我谢谢他。”

他写到这里,停了一下笔。窗外玉兰花瓣在风里落了一片,贴在窗玻璃上,停了一瞬,又被吹走了。

“关于婚约改成长期,你想了很久才落笔吧。就像织锦时配一缸新染料,比例要反复试很多遍才敢上机。我相信你不会做错。你从来不会。”

他继续写。写到“暑假,等我回来”的时候,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圆圈。画完,看了看,又在那圆圈旁边画了一朵小花,五瓣,歪歪扭扭的。他也觉得画得不好看,但没擦,就那么留着。

他把信装进信封,封好口,放在桌上准备明天寄出。然后他拿出催化剂稳定性测试的数据本,翻到最后一页——只差最后一批样本了,大概还需要一周。

他必须在一周之内完成。然后赶在管制之前离开北平。

锁好实验室的门,沿着走廊往外走。走廊尽头的声控灯坏了,只有安全指示灯亮着,昏绿的光把整条走廊照得像水底。他走到楼梯口,忽然停下脚步。

楼梯拐角的阴影里站着一个人,灰色长衫,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但陈树生认识那双布鞋——是同德堂的伙计,沈砚秋的人。

“陈先生。”那人开口,声音不高,带着一点天津口音,“沈先生让我带句话——实验室的钥匙,不止三把。你走之后,有人进去过。查不出来是谁,但你放在抽屉里的数据本,页码顺序变了。”

陈树生站在原地,手指攥紧了公文包的提手。

“知道了。谢谢。”

那人转身走了,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渐渐消失,像水滴落进深井。陈树生站在楼梯口,没有立刻下楼。他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自己的实验室,门关着,灯灭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他想起沈砚秋字条上那句话——“小心”。

他把公文包抱在胸前,快步下楼。走出化学馆,夜风裹着北平春天的沙尘扑面而来,干燥,粗粝,打在脸上像细砂纸。他穿过操场,看见宿舍楼的窗户一扇一扇亮着灯,像一排不肯闭上的眼睛。有人在窗台上放了一盆文竹,嫩绿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摇着。

他忽然想起父亲陈润青说过的话。那是他来北平报到之前,父亲在书房里跟他说的。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坐在那把老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国史大纲》,眼镜搁在鼻梁上,目光越过镜片看着他。

“树生,我在日本的时候,学会了一件事——不管遇到什么事,不要慌。慌就输了。”

他当时以为父亲在说做学问。做学问要稳,要沉得住气,数据错了可以重来,实验失败了可以再做。现在他懂了,父亲说的是活着。在乱世里活着,比做学问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