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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夷洲,是在那年深秋。
陆抗把密信看完,在议事厅里坐了整整一夜。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只是把那片帛书摊在案上,手指压在诸葛亮三个字上面,压得极轻,又极重。他想起很多年前在武昌城头,隔着长江望见对岸汉军连营里那面巨大的赤色帅旗,想起那个坐在四轮车上、羽扇轻摇的老人。
他这一生,跟诸葛亮斗过不止一次,输过不止一次,最后离开了江东。可此刻听到诸葛亮死了,心里却空了一块。那个老人是大汉的脊梁。脊梁一断,朝廷未必立时就塌,可再也撑不回原来那般硬直了。
他把那片密信烧了,站起来走到窗前。海风从港湾吹来,带着咸腥和稻禾的熟气,远处船坞里传来锤打声。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出自己的判断。但第二天开始,他看得更细了。他要看大汉在失去武侯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第一年,什么也看不见。
姜维接了兵权,坐镇江东。汉军在沿海的哨卡一个没减,水师巡逻船照常出海,各郡的粮草调拨有条不紊。陆抗的情报网传回来的消息,几乎全都是“一如往常”。他派了几条小船,绕到会稽外海试探性地捕了几网鱼,结果不到半日便被汉军巡逻快船盯上,被远远地赶回了外洋。
顾邈从吴郡传来消息,说那年吴郡新任的都尉是个极认真的老将,每日亲自登船点验,连水师的船桨都要一根根数过。贺循从会稽传回的消息更麻烦,沿海几个港口都新设了验船关口,凡是往来海上的船只,都要登记船主姓名、船员人数、去向和货目。
陆抗把密信收进匣中,在岛上照常练兵、种地、修船。他对身边几个老校尉说,今年别动。
第二年,汉军开始清查东吴旧人。
这不是朝廷公然下令的搜捕,而是一种缓慢的收紧。江东各郡重新核验户籍,凡与旧吴宗室、旧吴将吏沾亲带故的人家,都要一一登记。有些人被调离沿海,有些人被迁往内地,有些人明明没什么罪名,却在夜里被请去“问话”,回来之后便闭门不出。
顾邈在吴郡的生意受了些影响,有一批海货在港口被扣了三天,理由是“货目不清”。他不得不换了条路子,把情报藏得更深。贺循在会稽郡衙里也感觉到风声,几个同僚被调走,新来的主簿盯人盯得极细。他暂时切断了与王六的联络,只留顾邈一条线。
陆抗听完这些消息,在岛上走了一圈。港湾里新船已经下水了两批,操练的海战科目从近岸防御扩展到了外海编队,三千精兵中抽调出来的水师骨干已经能独立操船。
岛上粮仓的存粮连年有余,铁匠铺每月能打出上百件刀枪,兵甲自足。他回到议事厅,对老校尉们说,今年还不能动。汉朝现在还在防着东吴旧人,这时候出海,就是送死。
第三年,风向慢慢变了。
变化最先是从水师开始的。费祎在洛阳主持内政,推行休养生息,第一刀便砍在了军费上。水师是耗钱最多的兵种,一艘海船的造价比十辆粮车还贵,养一支水师的钱粮够养三支步军。
江东沿海的水师规模被逐年削减,原来的十支分舰队裁到五支,后来又减到三支。船工被调去修运河、筑堤坝,水师将士被调往内地郡县驻防。沿海的哨卡也从两日一巡改成五日一巡,海防图被锁进了郡衙的柜子,积了灰也没人再翻。
姜维不止一次上书,说江东初定,海外还有陆抗残余,海防不可轻废。奏章一封封递进洛阳,却一封封被压在了尚书台的案头。费祎在朝会上说,天下已定,百业待兴,百姓需要的是轻徭薄赋,不是拿粮饷去养几十条一年也出不了几次海的空船。
董厥也附和,说削水师以养民力,是当务之急。姜维的奏章,从此便石沉大海。江东各郡的官员见朝廷如此,便也跟着松了手。新修的郡衙比修船坞要紧,新收的赋税要用来铺路、开渠、办学堂。海防的事,慢慢从公文里消失了。
朝野上下,渐渐生出一种太平日子已经稳了的安逸。江东的旧士族们忍了几年,见风声松了,也开始在私下走动。借着婚丧嫁娶、诗酒往来的由头,几大家族的人又聚到了一起。
他们不公开议论朝政,只在酒过三巡之后,低声说几句田地被削的旧怨。这些话不落文字,却比文字传得更远。顾邈把这几家的动向,一一记下,送到夷洲。
陆抗把三年来的密信在案上排开,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第一年,无隙可乘。第二年,戒备森严。第三年,水师裁撤,海防松懈,士族暗涌。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密信一封一封收进匣中,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夷洲的黄昏,港湾里新船整齐地泊在岸边,三千精兵正在校场上操练登陆阵型,喊杀声一阵一阵传过来。
远处,岛上良田连片,村舍炊烟袅袅,铁匠铺里炉火正红。他站在那儿,一手扶着窗框,一手慢慢握紧。盛世已虚,时机成熟。海对面的江东,如今看似安稳,实则水面之下,已经布满了裂缝。那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机会,就摆在他眼前。
陆抗的手指在窗框上轻轻叩了一下,声音很低,低得几乎听不见。
“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