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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板一夜没睡好。
那张糙纸贴出去之后,他翻来覆去想着“能管吗”三个字,天不亮就起了床。下楼开门时,他愣在了门槛上——茶馆外头的墙上,昨天还只有几张纸的地方,一夜之间多出了十几张纸条。有的贴在糙纸旁边,有的直接贴在孙老板抄的告示纸缝隙里,还有两张贴在了门框上。
纸条颜色不同,大小不一,笔迹更是五花八门。最上面一张用的是大红纸,字写得端方工整,一看就是有功名的人写的。孙老板凑近一看,上头写着——“法可立,然不可急。急则生变,变则民扰。请以三年为期,渐次推行。”
大红纸旁边贴了一张青色的纸,字迹潦草些,像是随手撕的账簿纸,上头写着——“三年太久。民等不起。请以一年为限,先行民权、司法两章。”
再往下看,有一张白纸,字极小,密密麻麻写了一整页,把“官阶越高,犯法罪加一等”这条从头批到尾,说“此条若行,为官者人人自危,将无一人肯任事”。旁边紧贴着一张黄纸,只写了一行大字——“怕自危就别当官。”
孙老板一张一张看过去。有的纸条上写“告官之条,当加越级申诉之法”,有的写“督法司人选,不可由官举官”,还有一张写的是大白话——“我家隔壁王二,被县衙书办讹了三两银子,告到府里,府里说回去等。等了半年,书办升了官。这法要是早立三年,王二也不至于卖了闺女还债。”这张纸条没署名,用的纸也是孩子写字的糙纸,边角还留着半个“田”字格的印。
最底下压着一张巴掌大的纸条,用的纸最差,像是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边角料,上头的字歪得几乎认不出来。孙老板认了半天,认出四个字——“我信一半。”
他把这些纸条一张一张揭下来,按颜色分好,在柜台上排成一排。红的最少,只有三张。青的五张,黄的七张,白的最多,有十几张,字迹大小不一,有工整的,有潦草的,还有一张是用炭笔写的,蹭得纸面黑乎乎一片。那张巴掌大的最差纸条,孙老板犹豫了一下,没有揭。让它留着。
巳时左右,方监生来了。进门看见柜台上排着的纸条,眼睛一亮,凑过来一张一张看。看完之后他抬头问孙老板:“你揭下来的?”
“怕被雨淋了。”
方监生点头,从袖中取出一沓裁好的白纸,在柜台旁边坐下,把那些纸条上的内容逐条誊抄。他抄得很快,字迹清秀,一张纸抄两三条。抄了半个时辰,十几张纸条全部誊完,他把原本还给孙老板,誊本拢好揣进袖中。
“做什么用?”孙老板问。
“送到棋盘街去。意见匣不只是官家能投,百姓也能投。这些纸条贴在墙上风吹雨淋,不如誊一份投进匣里,留个底。”方监生站起来拍了拍衣摆,“孙掌柜,往后有人往你墙上贴东西,你只管留着。抄完了我拿去投匣。”
孙老板应了。方监生走后不到一个时辰,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穿蓝布衫的老汉,手里拎着个竹篮,篮子里装着几个鸡蛋。他站在墙前看了半天,忽然从怀里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用唾沫粘在了墙上。孙老板出去看了一眼,纸上只有两行字——“我家三代佃户,没读过书。这法上说的,是真的?”
孙老板回屋拿了糨糊,把那老汉的纸重新贴牢,免得被风吹掉。老汉站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拎着竹篮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那面墙一眼。
到了午后,墙上又多了几张。有个年轻妇人抱孩子路过,看了一会儿,从孩子的襁褓里摸出一截炭条,在墙根空白处写了几个字。孙老板后来去看,写的是——“妇人能告吗?”
傍晚,通政司的书吏照例来棋盘街收意见匣。路过半日闲茶馆时,被门口那面花花绿绿的墙吸引住了,停下脚步看了好一会儿。他没有揭纸条,只是数了数数目,记在随身的小册子上,然后继续往棋盘街走。但走出几步又回来了,从袖中摸出一张空白纸条,蘸了口水贴在墙上。孙老板出来看时,那张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小字——“通政司书吏,每日收匣。墙上的话,可以投匣。不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