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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被砸的第三天,京城士林分成了两拨。
一拨以国子监的年轻监生为主,聚在成贤街的一家茶楼里,连议了三日。为首的是个叫陈子龙的松江举子,二十六岁,文章写得漂亮,性子也烈。他拍着桌子说:“砸木板的人,砸的不是字,是法。今天砸木板没人管,明天就敢砸编纂局,后天就敢砸宫门。”这话传出去,成贤街上的监生们联名写了一封《请严惩毁法者疏》,递进了通政司。
另一拨以翰林院和六部的中年官员为主,散在各自的书房里,不聚谈,不联名,但书信往来极密。其中一封从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铎府上发出的信,被誊抄了十几份,在官员之间悄悄传阅。信里写得很含蓄,只说“法之议,关涉国本,宜慎之又慎。近有急进之说,恐非社稷之福”。所谓“急进之说”,明眼人一看便知,指的是六字总纲。
这两种声音原本各说各话,直到第五天,才正面撞上。
撞上的地方是国子监彝伦堂。陈子龙那封联名疏递上去后,通政司按例转给了国子监,请“查核监生言论有无越轨”。国子监祭酒姓刘,是个五十多岁的谨慎人,接到通政司的文书后左右为难——查了,得罪监生;不查,得罪通政司。想来想去,他决定开一次辩论会,让两拨人当面说清楚,自己好从中调和。
辩论会定在五月初十午后。彝伦堂里坐满了人,连廊下都挤着旁听的监生。陈子龙坐在堂左,对面坐着翰林院来的两位编修,一个姓张,一个姓李,都是三十出头的年纪,面上带笑,手里摇着折扇。刘祭酒居中而坐,开场只说了两句:“今日只论文,不论人。谁的道理深,谁的道理浅,各人心里有数。”
张编修先开口。他说话很慢,像是每个字都过了秤:“根本法者,祖制之辅也。祖制以君为纲,法以君为纲。今六字总纲言‘皇权有界’,请问——界从何来?若界从法出,法则高于君。若法高于君,置祖制于何地?”
这话问得客气,但刀锋藏在里头。堂中监生们屏息听着,有人点头。陈子龙站起来,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而是从袖中取出一张纸,展开来念了一段。念的是《大明会典》里洪武十三年的一条旧制——“凡天下臣民上书言事,通政司不得阻格。若一月无回文,许赴登闻鼓院。”
念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张编修。“洪武爷当年定这条规矩的时候,太祖之权可曾‘有界’?可曾‘法高于人’?太祖自己限了自己的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天下人敢说话。今天六字总纲说的‘皇权有界’,界在哪里?在洪武爷的旧制里,在登闻鼓院的鼓声里。不是新东西。”
堂中静了一瞬,随即起了嗡嗡的议论声。张编修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摇扇子的手慢了下来。李编修接过话头,语气比张编修硬了几分:“洪武旧制,说的是言路,不是君权。陈举子把两件事混为一谈,未免牵强。”
陈子龙没有退让。“言路通了,君权自然有界。洪武爷设通政司,设登闻鼓院,设六科给事中,哪一样不是在限君权?只不过没写出来罢了。六字总纲是把没说出口的话说明白,把摆了几百年的暗规矩变成明条文。”
这话说完,堂中彻底静了。连廊下旁听的监生都屏住了呼吸,没人咳嗽,没人挪动。刘祭酒端起茶盏喝了一口,不知是压惊还是解渴。
辩论到此时已分不出胜负。张编修和李编修互相看了一眼,不再纠缠“限不限权”,转而问了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张编修放下折扇,身子微微前倾:“陈举子方才说得好听,可老夫问一句——法若立起来,谁来行?编纂局编法,内阁票拟,六部执行,那么谁来查?没有查法的人,法就是空文。设立‘督法司’,谁来督?督法司自己犯法,谁来督督法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