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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疆令颁布的第五天,马六甲港口的栈桥边上排起了一支不长不短的队伍。队伍由各国商船的船长或大副组成,有人靠着栈桥柱子打哈欠,有人蹲在石阶上啃干饼,还有人抱着一卷海图,一边排队一边比划着什么。队首是一张长桌,桌上铺着令文和空白表格,两个穿蓝号衣的大明文书正埋头登记,旁边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
最前面的一艘荷兰商船叫“郁金香号”,船不大,只有三百吨,但吃水深,显然是满载货物。船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红头发,络腮胡,穿着一件褪色的天鹅绒外套,圆脸上写满了不耐烦。
“我是正经商人,从来没欠过税。凭什么要办这个证?”他用生硬的闽南语对文书说。
文书头也没抬:“凭这块海域现在由大明管辖。不办证,船不能离港。进了港,就得办。这是规矩。”
红发胖子还想再争,后面排队的人开始不耐烦了:“快点快点,磨蹭什么呢?你不办我们还要办呢!”他只好叹了口气,在表格上签了字,按下手印,接过一块沉甸甸的铜牌和一张纸质凭证,嘴里嘟囔着走出了队列。走出几步之后,他回过头,对着后面的荷兰同行说了一句:“比教皇还霸道。”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栈桥上所有排队的人都听到。几个荷兰船长和葡萄牙商人面面相觑,有人露出苦笑,有人摇头,有人低头看自己的表格没有搭话。队伍里的那个红发胖子已经拎着铜牌走远了,木板在他脚下吱嘎作响,他迈着大步走向自己的商船。
第二个办证的是另一艘荷兰商船的船长,叫范德维尔,瘦高个,戴一顶皱巴巴的三角帽,腰间挂着一把旧短剑。他比前面的红发胖子安静得多,走到桌前把船籍文件递上去,又按文书的要求出示了货单和船员的名单。他办完手续之后没有立刻走,而是站在桌旁看了一会儿那张贴在旁边的告示,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个证,有效期多久?”
“一年。”
“如果我在一年内只来一次呢?”
“那你可以按次缴纳,但单次的价格比年费贵三成。建议你算一下账,看看哪种合算。如果你每年跑这条航线的趟数超过两趟,按年缴费更划算。”
范德维尔低头算了片刻,然后说:“我签一年的。”
他的速度让后面的几个船长都有些意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痛快。他把铜牌在手里掂了掂,回过头说了一句:“我刚算了算,按新规矩交的年费,比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前收的‘护航费’便宜一半。而且办完证之后,就不用再交泊位费了。一年算下来,我能省二百多两银子。”他把铜牌别在腰带上,“不说了,回去把账本改了。”
消息在各国商船之间传得很快。有人不屑,有人观望,有人嘴上抱怨,但手里已经在填表了。而那个红发胖子的那句“比教皇还霸道”则成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从一艘船的甲板传到另一艘船的甲板,从马六甲的码头传到巴达维亚的商馆,有时候被当成抱怨说出口,有时候被当成笑话来回传。传到最后,连大明水师的士兵都听说了,有人偷偷笑,有人当没听见,还有人把它编成了一首打油诗——“红毛鬼,嘴最硬,边骂边把铜牌领。”赵铁柱听说了之后,笑着摇了摇头:“比教皇还霸道?那正好。教皇管天,大明管海。各管各的。”
当天傍晚,范德维尔拿到了自己那张盖着鲜红大印的“通行凭证”纸质副本,上面手写了他的船名和编号,边上盖着“大明皇家水师马六甲分署”的章。他把凭证折好,没有跟铜牌放在一起,而是单独收进一个牛皮信封,又用油布裹了一层,贴身放好。然后他站在栈桥尽头,看了好一会儿港口里那些正在按照新规矩停泊的船只,转身走回船舱。
他在船舱里坐了一会儿,翻出一本旧账本,把新规下的年费、省掉的泊位费、比以前少缴的杂税一一列了出来。算到最后一行,他拿出那封包好的凭证,重新展开看了一遍上面的印章,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比教皇还霸道……但比东印度公司便宜。那我还是选这个。”
而在远处海面上,一艘没有悬挂旗帜的快船正在缓缓驶入港口。船身窄长,吃水浅,船首站着一个穿黑色斗篷的人,看不清面容。它在港口入口处减了速,停了一会儿,等一艘刚办完证的葡萄牙商船驶过之后,才悄然靠向栈桥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几个人影从船舱里走出来,为首的那个裹着斗篷的人朝城堡方向望了一眼,然后快步消失在码头边的巷道里,像一片被风卷走的枯叶。
码头上没人注意到这艘船。那些办完证的荷兰和葡萄牙商船正在准备起航,水手们喊着号子收缆绳,帆布在桅杆上抖动展开。栈桥旁的铜牌已经发到了第三十二块,粗麻绳系着的原木桥桩浸在海水里,随着潮汐微微起伏。远处的海面正在涨潮,海水沿着岸边缓缓升高,把那艘快船停靠过的位置淹没了。没有人知道那艘船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接下来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