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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四月初九,扬州。
徐光启站在运河码头上,看着来来往往的漕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离开京城已经七天了,一路坐船南下,过了天津、过了沧州、过了德州、过了济宁,今天终于到了扬州。扬州是江南的门户,过了扬州,就是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就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他今年六十三岁了。六十三岁,本是在家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领了钦差大臣的差事,千里迢迢地跑到江南来查账。不是朝廷没人了,是他自己请缨来的。因为他是江南人,他懂江南,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江南的账有多烂、水有多深。
“老爷,”随行的管家徐福走过来,“扬州知府派人来接您了。轿子在码头外面等着。”
“不用轿子。”徐光启摇了摇头,“走路。我要看看扬州的街市。”
徐福犹豫了一下:“老爷,扬州鱼龙混杂,万一……”
“万一什么?万一有人要杀我?”徐光启笑了,笑得很淡,“我徐光启一个糟老头子,杀了有什么好处?走吧。”
他率先走下码头,踏上扬州的青石板路。徐福和几个随从连忙跟上,身后还跟着一队锦衣卫——骆养性派来的,明面上是护卫,实际上是协助查案的。
扬州城很热闹。运河边的商铺鳞次栉比,茶楼酒肆人声鼎沸,街上行人摩肩接踵。看起来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但徐光启走了一段路之后,就看出了不对劲——茶楼里的客人,聊的不是生意,是朝政。酒肆里的酒客,喝的不是酒,是愁。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眼神躲闪,像是在躲什么东西。
“老爷,”徐福凑过来,压低声音,“您有没有觉得,这街上的人都在看我们?”
徐光启没有回答。他也感觉到了——那些目光,有好奇,有警惕,有恐惧,还有敌意。他是钦差大臣,来江南查账的,这件事全天下都知道了。扬州的士绅,一定也知道了。他们在看他,看他会怎么做。
扬州知府陈子龙在府衙门口迎接徐光启。此人四十出头,进士出身,在扬州做了三年知府,官声不错。但他的脸色很差,眼圈发黑,显然最近也没睡好。
“下官陈子龙,参见徐大人。”
“陈大人不必多礼。”徐光启扶起他,“我这次来,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只问你一件事——扬州的士绅,对官绅一体纳粮,是什么态度?”
陈子龙愣了一下,没想到徐光启这么直接。他犹豫了一会儿,压低声音:“徐大人,扬州的情况,和松江、苏州、湖州不太一样。松江有徐家,苏州有周家,湖州有王家,都是大族。扬州没有那么大那么集中的士绅,但小门小户很多。他们不硬抗,他们软磨。不说不交税,但今天说账本丢了,明天说田产还没量完,后天说家里有事顾不上。拖,拖一天是一天。”
徐光启点了点头。这和他预想的差不多。士绅的反抗分三种——硬抗、软磨、等。松江徐家是硬抗,交了税但只交账面上的;苏州周家是软磨,罢市三天又开了门;常州吴家是等,等朝廷让步,等局势变化。而扬州,是另一种——散。没有领头的大族,没有统一的对策,各自为政,各自打算。这种散,比硬抗更难对付,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下手的目标。
“陈大人,你辛苦了。”徐光启的声音很平静,“我这次来,不只是查账。还有一件事——找一个人。”
陈子龙愣住了:“什么人?”
“一个叫刘老四的人。原籍松江华亭县,天启三年水灾之后逃难到扬州。他在扬州住了两年,应该有不少人认识他。你帮我找找。”
陈子龙的脸色变了。刘老四——这个名字他听说过。天启三年水灾的灾民,在扬州住了两年,靠给人帮工为生。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刘老四还有一个身份——给张皇后写信、给皇帝上密奏的陈阿大,就是刘老四。他改了名字,是怕钱家的人找到他。
“下官……尽力。”
“不是尽力,是一定。”徐光启的目光变得锐利,“这个人很重要。他手里有一份名单——天启三年水灾中,哪些人克扣了赈灾银,哪些人强买了灾民田,哪些人修了豆腐渣堤坝。这份名单,是陈阿大在扬州的时候,和几个灾民一起整理的。找到他,就能找到那份名单。”
当天下午,徐光启没有休息,而是去了扬州府衙的库房。他要查账——不是士绅的田产账,是天启三年朝廷拨给扬州的赈灾银账目。
陈子龙把账本一摞一摞地搬出来,摆在桌上。徐光启一本一本地翻,翻得很慢,每一页都看得仔仔细细。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手指在纸面上划过,像是在摸一道一道的伤痕。
“陈大人,”他抬起头,“天启三年,朝廷拨给扬州的赈灾银是多少?”
“回徐大人,一万二千两。”
“实际到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