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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兄,你家中本有薄田,又曾帮里正处理过赋税册子,这实务题,或许对你有利。”
“李贤弟,你父为驿丞,你自幼耳濡目染,于驿站运转、公文传递,怕也有些见解吧?”
“还有算学,经商之家出身的同窗,怕是占便宜了……”
话语间,有担忧,也有隐隐的兴奋。对他们而言,这或许是一个绕过纯粹经义比拼、凭借对现实世界的了解而脱颖而出的机会。一些有远见或心思灵活的士子,已开始悄悄寻觅《九章算术》、《农政全书》(尚未成书,但已有相关农书)、乃至各地《县志》、《河防志》之类的书籍来翻阅。
松江府华亭县,一位名叫**陈子龙**的年轻秀才,在听闻消息后,独自在书房沉思良久。他本就才华横溢,文名早着,但并非只知死读书之辈,对江南蓬勃的工商业、繁复的赋税、乃至海贸的利弊,素来留心。他铺开纸笔,并未立刻去写诗作文,而是开始梳理自己平日观察所积,就“松江棉布之利与苏松重赋之困”这个题目,草拟起一篇“策论”。文中,他大胆提出“工商皆本,税赋宜均”的朦胧想法,虽不成系统,却已闪烁着超越时代的思想火花。
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朝堂诸公耳中。除了礼部的坚决反对外,不少守旧派官员也上疏委婉劝谏,认为此举“轻经义而重末技,恐启士人浮躁功利之心”。但皇帝态度明确:仅作“附加”参考,且尚在“议论”阶段,并未强行下旨。反对者一时也找不到更强力的理由,只能暗中串联,准备在礼部内部和下次朝会上再行阻挠。
陈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并不指望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这个话题,在士人心中埋下一颗“务实”的种子,分化固化的利益群体,同时观察哪些年轻士子能敏锐地把握风向,展现出不同的潜质。
他让王承恩悄悄收集各地士子对此事的反应,尤其是那些开始主动研读实务书籍、或对此表现出积极态度的士子名单。陈子龙那篇尚未完成的“策论”草稿内容,也通过特殊渠道,悄然摆上了他的案头。看到文中那大胆的“工商皆本”四字,陈默眼中精光一闪,用朱笔在“陈子龙”这个名字上,轻轻画了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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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朝野目光被科举改革的波澜吸引时,通政司那封关于陕西旱情的奏报,终于按照正常流程,经过票拟,送到了御前。陈默看到“陕北延安府一带,有极贫之民,已有采食蓬草、树皮者”一句时,心头骤然一紧。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不就是从陕北的连年旱灾开始的吗?
他立刻召来户部尚书李长庚和刚刚缓过气、勉强视事的工部代尚书张国维。
“陕西此灾,虽云局部,然‘采食树皮’绝非小事。饥民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陈铭指着奏报,语气严肃,“李尚书,户部立刻核查太仓及陕西附近粮储,拟定一个应急调拨方案,以平粜或借贷方式,迅速运粮入陕,稳定粮价,绝不可使灾情蔓延。”
“张国维,”他又看向这位新任代尚书,“你工部都水司,立刻整理所有关于陕西地区的水利档案,尤其是陕北干旱地区,以往可有抗旱经验?有无可紧急修缮或开凿的小型水利设施?拿出个简略方案来。”
两人领命而去。陈默又下旨,命锦衣卫北镇抚司立刻派人,以其他事由为掩护,秘密前往陕北,实地勘察灾情实况。
一系列指令迅速发出,展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高度警惕和高效反应。然而,他并不知道,关于这份奏报的关键信息,早已提前数日,通过通政司那位右参议的便笺,流入了一些人的耳目。
当夜,成国公朱纯臣的府邸后院,一场小酌正在进行。客人赫然是那位右参议,以及一位工部的员外郎——与周应秋关系密切之人。
右参议抿了口酒,似是无意道:“今日看到陕西奏报,提及延安饥民采食树皮,陛下甚为关切,已严令户、工二部并锦衣卫办理。唉,多事之秋啊。”
工部员外郎眼神一闪:“陛下心系黎民,自是圣明。只是……如今部里张代尚书正全力筹备漕运河工,钱粮人力已是捉襟见肘,若再分心陕省水利,怕是……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成国公朱纯臣把玩着酒杯,慢悠悠道:“陕西天高皇帝远,饥民之事,年年皆有。陛下初登大宝,求治心切,自是见不得这些。然治国如理丝,一处急拽,处处皆紧。漕运关乎京师命脉,河工更是重中之重,若因小失大,那才是……”
他没有说完,但席间几人心照不宣地交换了眼神。陛下的新政已经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和利益受损,陕西的灾情,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借口”,或“压力点”,用来质疑和牵制皇帝那过于“急切”的步伐,尤其是在工部这个关键位置上。
窗外的秋月被薄云遮掩,夜色深沉。陕西远方的苦难,还未真切地传递到京城,却已在权力的棋盘上,被悄然摆上了位置,成为某些人计算中的一颗冰冷棋子。而对此浑然不觉的陈默,还在为如何调集更多番薯种薯运往陕西而费神。他不知道,一场利用天灾人祸进行的政治博弈,已然悄然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