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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时的钟声还没散尽,通政司的急报已经在左顺门外堆成了小山。奏报大多写在粗糙的桑皮纸上,边角沾着泥点,像是从田埂直接飞马送进京的——这是地方官在表达事情的紧急,或者说,在表达他们的恐慌。
陈默没在文华殿听政,直接让人把奏报搬到了平台。晨风卷起纸页,哗啦啦响成一片,像无数张嘴在同时哭诉。
他先捡起河南巡抚的折子。字写得极工整,但内容触目惊心:“…自六月初始,开封府祥符县红薯田突发褐斑瘟,三日蔓延百亩,叶枯茎腐,块茎尽烂。乡民惊惧,呼为‘妖薯作祟’。有愚夫聚众捣毁薯田,高喊‘天降灾殃,惩擅改农本’…臣虽弹压,然谣言汹汹,恐成民变…”
下一封是山东布政使的:“兖州府报,薯瘟自南而北,已染千亩。粮商趁机哄抬米价,陈麦每石涨至二两,民有菜色。地方耆老联名上书,请罢种番薯,复种五谷,以安天心…”
再往下翻,几乎全是类似的字眼:“妖薯”“天谴”“民怨沸腾”。陈默一份份看完,摞在左手边,越摞越高。右手边的“已处理”那摞,空空如也。
平台下的官员们开始窃窃私语。有人缩着脖子,有人偷眼瞟皇帝的脸色,还有几个——陈默记得他们——是上月反对红薯推广最激烈的那几位,此刻正低着头,嘴角却隐隐往上弯。
“都看完了?”陈默终于开口。
底下安静了一瞬。
“那就说说。”他把那摞奏报往前一推,“红薯瘟,是天灾,还是人祸?”
没人接话。风穿过平台,吹得官袍下摆微微晃动。
“杨涟。”陈默点名。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出列。这是个清瘦的中年人,以敢言着称,曾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虽然那是在陈默穿越前的事了。此刻他躬身,声音平稳:“臣以为,当先查病原。若确系天灾,当赈济灾民、补种他粮;若系人祸…”
他顿了顿:“当彻查到底。”
“怎么查?”陈默问。
“遣钦差赴疫区,实地勘验,访查民情,追查瘟源。”杨涟答得干脆,“同时令太医院、钦天监共议,研判天象地气是否异常。”
很标准的程序。但陈默知道,等这套程序走完,红薯田早就烂光了,谣言也早生根了。
“太慢了。”他说。
平台下起了小小的骚动。有人忍不住:“陛下!疫病关乎天道农时,岂可操切?当务之急是安抚民心,暂停番薯之种,以息天怒…”
“天怒?”陈默打断他,拿起最上面那份奏报,“你说天怒,那朕问你:河南的瘟,和山东的瘟,是同时起的吗?”
“这…奏报所载,相差不过数日。”
“数日之内,瘟疫横跨两省,蔓延千亩。这是天灾的速度,还是人祸的速度?”陈默站起身,走到平台边缘,“朕的皇庄也发了瘟,但朕知道那是怎么来的——是霉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活物,靠风、水、人畜传播。朕已经配出了药方,写出了防治章程。”
他从袖中抽出《红薯瘟病防治要则》的手稿,让王承恩当众宣读。
第一条,隔离。第二条,消毒。第三条…每读一条,底下官员的脸色就变一分。读到“病菌”二字时,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陛下!此说荒诞!《黄帝内经》有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此乃疫气,岂有‘微小活物’之理?若依此说,莫非要把庄稼当病人治?”
说话的是礼部右侍郎钱谦益,东林魁首,文坛宗师。他声音洪亮,引经据典,立刻引来一片附和。
陈默没生气。他等声音稍歇,才问:“钱侍郎读过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稿本吗?”
钱谦益一怔:“略…略有涉猎。”
“那书中记载,西洋人用‘凸透镜’可观蚊蝇之毫末。既蚊蝇可细分,疫气为何不能有实体?”陈默走回御座,“况且,朕不是来和诸位辩经的。朕是来告诉诸位——”
他拿起一份奏报,撕开,露出里面夹着的一页纸。那是李三福今晨刚送来的皇庄产量预估,用炭笔写着粗大的数字:“南三亩,病前估产十八石。施药隔离后,保产十二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