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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潜进去看了。”陆绎声音压低,“后院有座暖房,种的不是花草,是…红薯。十几垄,长势很差,半数有褐斑。”
陈默睁开眼:“有人看守?”
“有个老花匠,耳背眼花的。臣制住他问了,他说是府里一位‘懂医药的主人’让种的,已经种了三年,年年得病。月前来了个‘南边来的先生’,配了新药,病才见好。”
“南边来的先生…”陈默重复这几个字,“长什么样?叫什么?”
“老花匠说,那人四十来岁,斯文模样,姓叶。在暖房住了半月,整天摆弄病株和药罐,临走时留下几包药粉,还写了张方子。”
“方子呢?”
“老花匠不识字,但把方子收在炕席下了。”陆绎从怀中掏出一张折叠的宣纸,“臣拓了一份。”
纸上字迹与油纸碎片如出一辙,正是同一人的笔迹。但内容完整得多:
“防薯瘟方:硫磺三钱,雄黄二钱,明矾一钱,以晨露三升调匀,卯时喷洒,忌雨天施。若已发病,需加倍药量,并拔除病株深埋。”
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备注:“此病喜湿暖,伤口易染。农具需以药水浸泡,人畜勿踏薯田。”
陈默捏着这张完整的方子,指尖发凉。从预防到治疗到消毒,条理清晰,俨然是成熟的防疫方案。晋王府掌握了这套方案,却看着皇庄发病而不示警,反而用半张方子玩暧昧游戏。
他们想干什么?
“那个叶先生,”他问,“去哪了?”
“老花匠说,一月前就走了,说是回南边。但…”陆绎顿了顿,“老花匠哆哆嗦嗦补了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他说,叶先生临走那晚,看着暖房里那些病株,自言自语了一句:‘这病是人为的。’”
夜风突然转了向,把草棚里的烛火吹得剧烈摇晃。陈默手里的宣纸哗啦作响,那些工整的字迹在晃动的光影里,像一群正在蠕动的黑色虫子。
人为的。
他看向远处那片被石灰水染白的皇庄。三百亩红薯,十万饥民的希望,此刻正悬在一场“人为”的瘟疫边缘。
而握着瘟疫钥匙的人,在南方。
“陆绎。”
“臣在。”
“你亲自去一趟南京。”陈默把那张完整的方子折好,递给他,“找到这个姓叶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若是…若牵扯到不该牵扯的人呢?”
陈默望着南方沉沉的夜色,很久才说:
“那你就告诉朕,这大明的天,到底有多黑。”
陆绎领命消失在夜色里。陈默转身回草棚时,宋应星正往最后一垄病藤上喷洒改良药液。黄色的药雾在火把光里弥散,落在焦枯的叶片上,发出细微的滋滋声。
“能救吗?”陈默问。
“不知道。”宋应星头也不抬,“但臣想知道,是这病狠,还是人的心思狠。”
药液滴入泥土,渗进那些正在腐烂的根茎里。
这场战争的对手,从来不是霉菌。
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