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6章 黄河水患(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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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统五年十一月初三,晨。

汴京,黄河故道南岸。

十一月的北地已经入了冬,河滩上的枯草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踩上去咯吱作响。黄河的水位比夏秋之际低了许多,但河面依然宽阔得让人望而生畏,浑浊的黄水裹挟着上游的泥沙奔涌而下,在转弯处打着旋涡,将两岸的河床不断地冲刷、掏空、崩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潮气混合的味道,偶尔有一阵北风贴着河面刮过来,带着冰冷的湿意直灌入人的领口。

谭渊站在南岸一处略高的土台上,面前站着一个人。

那人四十出头的年纪,身量不高,肩背却宽厚结实,像一棵扎根在河滩上的老柳树。他的脸被河风吹得黝黑粗糙,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抬头纹,一双眼睛不大却格外有神,目光落在面前那条浑浊奔涌的大河上时,带着一种与这条河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才有的、既敬畏又熟悉的专注。他的双手粗糙得不像个读书人——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痕,掌心有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着铁锹和标尺、踩在淤泥里勘测河道的人才会留下的痕迹。

他叫陈永泰,汴京府陈家庄人,河工世家第三代传人。他的祖父陈老河工当年主持过汴京以北五十里河段的堤防修缮,他的父亲陈二河工在靖康年间黄河溃堤时带着乡亲们堵口子,最后累死在决口处。陈永泰自小便跟着父亲和祖父在河滩上跑,十来岁就能用标尺测出河床的坡度变化,二十岁已经能独立绘制河段的地形和水流剖面图。他没有什么功名在身,连个秀才都不是,但汴京府上下但凡涉及到黄河水利的事,官员们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

此刻,陈永泰站在谭渊面前,手中展开着一幅用旧羊皮绘制的黄河流域水系图。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历代河堤的修筑位置、决口记录、改道痕迹和水流速度的估算数据,有的地方墨迹已经模糊发褐,显然不是一年两年攒下来的东西。

太师,陈永泰的声音略带沙哑,是被河风呛了一辈子的那种粗粝嗓音,历代治理黄河,无非两策——堵与疏。堵就是加高堤坝,水来了硬扛;疏就是开渠分流,把水引走。这两策用了上千年,黄河该决口还是决口,该改道还是改道。下官以为,症结不在堤坝高不高、渠挖得够不够深,而在于一件事——泥沙。

他蹲下身,从河滩上抓起一把湿漉漉的泥沙,摊开掌心让谭渊看:太师请看,这把沙,是从浅滩处取的。黄河的水,一半是水一半是泥。水流到了平缓处,泥沙便沉积下来,河床越抬越高,堤坝越修越厚,可水还是漫得过来。年年修堤,年年决口,花的银子堆成山,可根本问题始终没解决。

谭渊低头看了看那把泥沙,又抬头望向面前那条宽阔奔涌的黄河。浑浊的黄水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土黄色的光,水面上漂浮着几截断木和枯草,打着转向下游漂去。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后世的那些水利知识——束水攻沙以河治河筑堤束水,借水攻沙,这些都是他那个时代河流治理中已经经过验证的成熟理念,放在这个时代却如同天方夜谭。

陈河工,谭渊开口,声音沉稳而清晰,本太师有一个想法,你听听看。

陈永泰抬起头,目光专注地看向谭渊。

谭渊指着河面上那些打着旋涡的浑浊水流,缓缓道:黄河之所以屡治屡决,是因为泥沙淤积抬高了河床,可水流的力量本身是可以用来搬运泥沙的。如果咱们把河道收窄,让水流变急,水自身的冲力就能把河床底的泥沙带走。不是在河滩上挖渠分流,而是在主河道两侧筑起坚固的堤坝,把原本散漫的河水约束在固定的河道中,让水的力量自己去冲刷河床。堤坝束水,水流攻沙——这就是‘束水攻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