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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有几个中小型的案件,一个利用慈善信托避税的私募股权合伙人、一个通过离岸保险公司转移利润的家族办公室。
这些案件,规模比格林斯通小了一百倍,但他处理得同样认真。
每一份文件看完。每一个数字核实。每一封信寄出。
德卢卡注意到了这一点。
有一天,他在茶水间碰到林啸,端着那个“世界上最差的老板“马克杯,说了一句话:
“你在等格林斯通的判决,但你没有停下来。“
“不能停。“
“为什么?“
“因为还有别的税要收。“
德卢卡看了他两秒。然后他点了点头,一个那种“我认可你“的粗犷的点头,然后端着咖啡走了。
等待期的日常,
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
处理日常案件到下午五点。
五点之后,如果没有加班,他会走出联邦大楼,沿着维西街往北走,走到唐人街,在那家没有名字的饺子馆吃一碗饺子,然后走回下东区的公寓。
这条路线,他走了四个月,走了大约一百次。
每一次,他都会经过同样的几个地标,
维西街和百老汇交叉口的那头铜牛。
每次经过,他都会看它一眼,铜牛永远低着头,角朝前,一副冲锋的姿态。有时候牛身上坐着游客在拍照。
有时候牛身上坐着流浪汉在打盹。有时候,深夜的时候,只有牛和他。
然后是市政厅,那栋白色的法国文艺复兴式建筑,晚上的灯光把它照得金灿灿的,像一座不太真实的宫殿。
然后是唐人街的入口,坚尼街上的那座牌坊,红色和绿色的,上面写着“唐人街“三个金色大字,两侧是龙和凤的浮雕。
然后是勿街,那家饺子馆,东北女人的“吃什么“,十二个饺子,八块钱。
他跟那个东北女人,名字叫刘姐,已经混熟了。
刘姐大概五十出头,黑龙江鹤岗人,九十年代末跟丈夫一起来的美国,丈夫在布鲁克林的一家中餐馆做厨师,她自己先在服装厂打了几年工,然后存了点钱,在唐人街盘下了这个二十平米的小铺面,开始包饺子卖。
“我们家的饺子,都是手工的。“她第三次见到林啸的时候跟他说,一边包饺子一边聊,手上的动作没有慢下来过,“机器包的,皮厚,馅少,没灵魂。手工的,你看,这个褶,十三个褶,我婆婆教我的,十三个褶,不多不少,多了丑,少了漏,“
她的丈夫,老张,比她大五岁,在厨房里沉默地剁馅、和面、烧水。一个典型的东北男人,话少,活多,偶尔喝两口,但从来不在上班时间喝。
他们有一个女儿,在纽约大学读大三,学的是计算机科学。
“我们砸锅卖铁也要让她读大学。“刘姐有一次在包饺子的间隙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东北人特有的豪迈和心酸的混合,“纽约大学,一年学费六万多,加上住宿费生活费,我们两口子一年挣的还不够她读一年的,但我们不要她的钱,我们自己扛,她好好读书就行,“
六万多。
一年。
刘姐和老张,两个人,一个包饺子,一个做厨师,一年的收入大概在八万到十万之间,扣掉房租、材料费、税,到手大概六七万,
全给了女儿的学费。
他们自己,住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地下室公寓里,月租一千二。
林啸每次吃完饺子,都会多留几块钱。不是施舍,是,他觉得,八块钱十二个手工饺子,太便宜了。
“小林,你又多给了,“
“不用找了刘姐。“
“那,那谢谢啊,下次给你多包两个,“
“好。“
这种对话,重复了大约一百次,每次的措辞微微不同,但本质上一样,
一个卖饺子的东北女人。
一个收税的华裔税官。
隔着一个收银台。
两个在这座城市的缝隙里,认认真真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