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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不到这些东西,他就无法证明虚假交易。
无法证明虚假交易,整个案子就是一座空中楼阁。
所以,这场传票保护令的博弈,不是一个附带的程序问题。
它是整个案件的生死关口。
林啸花了三天写回应。
不是他一个人,他把惠敏拉进来帮忙了。
“你之前的案子输在了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个标准上。“他对惠敏说,“但你一定在那个案子里也申请过类似的传票,也被对方用类似的理由反对过,你是怎么处理的?“
惠敏想了想。
“我当时的论证是,商业秘密保护不是绝对的,在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政府的执法权优先于商业秘密保护,但法官不买账,她认为我没有提供足够的合理怀疑的依据。“
“你提供了什么依据?“
“合约的结构本身,提前终止费条款,赔付率,这些。但法官觉得,这些只是间接证据,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
“那什么才算直接证据?“
“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直接证据在投行的内部文件里,但你要拿到内部文件需要传票,而传票需要合理怀疑的依据,而合理怀疑需要,直接证据。“
“死循环。“
“对,克伦肖就是靠这个死循环活了十五年。“
林啸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有一种方式可以打破死循环。“
“什么方式?“
“不从格林斯通这边找直接证据,从别的案子里找。“
惠敏看着他。
“你是说,其他对冲基金?其他投行?“
“对,格林斯通不是唯一使用总收益互换来改变收入性质的对冲基金,华尔街有几十家基金在做同样的事,如果其中任何一家,在过去的案件中,有内部文件被曝光过,显示了合约的真实目的是改变税务性质而不是真实的投资交易,那这些文件就可以作为类似交易的先例证据,来支持我们对格林斯通的合理怀疑。“
惠敏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是说,用别人的案子,来敲开格林斯通的门。“
“对。“
“有这样的先例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谁可能知道。“
“谁?“
“你,你在金融处查了七年,二十三个案件,你一定在某个案子里见过类似的内部文件,某个投行或基金的交易员在邮件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惠敏的表情变了。
她的手,放在桌面上的右手,微微收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