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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娱乐版有个读者来信,写得很直白。
“陈维正的《第二次人生》是好碟,我承认。但一个人做出一张好碟,跟他能持续做出好碟,是两回事。贝多芬写了九首交响曲,但大部分人只记得第五和第九。天才也有高峰和低谷。”
这话说得客气。
不客气的多了去了。
唱片行的人私下聊天,话比报纸上狠多了。
“你知道正午唱片现在什么状态吗?陈维正一个人管电影、管报纸、管院线、管跟港府打架,你告诉我他哪来的时间做音乐?”
“一天就二十四个小时,他又不是哪吒三头六臂。”
“我听人讲,录音棚那边好多事情是黄家驹自己在搞,正哥只是挂个名。”
“挂名监制啊?那这碟能好到哪里去?黄家驹又不是什么大师,一个地下乐队的吉他手,你指望他做出百万销量?”
“做梦。”
这些话传来传去,越传越离谱。
到后来,连“正午唱片是空壳子”这种说法都出来了。
逻辑是这样的。
正午传媒的核心运营是谭韵芝。
一个人。
她要管财务,管法务,管版权,管电影发行,管院线排片。
再加上之前罗便臣搞的那一出假文件的事,她差点被逼到转移公司资产。
虽然最后化解了,但这件事在圈内传开了。
有人说正午内部管理混乱,有人说陈维正连自己的财务总监都控制不住。
某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唱片公司高层对记者说:“你去看看正午唱片的编制,几个人?音乐企划有几个?宣传团队有几个?他们把所有子弹都打在电影上了,音乐就是个附带的,捎带手的事。”
“签Beyond?便宜嘛。四个地下乐手,不要片酬,不要分成,给口饭吃就行了。这不是在做音乐,这是在省钱。”
还有更难听的。
“你以为陈维正签Beyond是因为喜欢摇滚?拉倒吧。他是看中了Beyond身上那个‘独立’、‘反叛’的标签。”
“他现在两头不讨好,港府那边觉得他亲内地,内地那边又觉得他是港商不可靠。他需要一个符号来平衡自己的形象。”
“Beyond就是那个符号。一支唱‘理想’、唱‘自由’、唱‘反抗’的乐队,挂在正午唱片旗下,等于告诉所有人:你看,我陈维正也不是只听紫禁城的话的。”
“这不是在做音乐,这是在做政治公关。”
这个说法在某些圈子里流传得很广。
尤其是那些跟正午传媒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恨不得把这套说辞印成传单到处发。
更有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黄家驹本人。
“黄家驹的嗓子?你认真的?那个声音放在KTV包厢里吼两嗓子还行,做专辑?主打歌手?别搞笑了。”
“香江乐坛什么审美?谭校长的醇厚,张国容的磁性,梅艳芳的沙哑。你给我来一个‘公鸭嗓’?你这是在挑战全港市民的耳朵。”
“摇滚在香江就没有市场。你看看这几年,有哪支摇滚乐队真正红过?达明一派算吗?人家好歹还有电子跟新浪潮的元素打底。Beyond?纯摇滚?死路一条。”
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舆论浪潮。
而这股浪潮的最高点,出现在了《星岛日报》的娱乐版上。
1984年4月15日。
距离《再见理想》正式发售,《赌圣》正式上映还有7天。
《星岛日报》用了半个版面,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
作者:高天。
《星岛日报》首席乐评人。
在1984年的香江乐评圈,高天这个名字还是有分量的。
他写乐评写了快十年,从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写到谭校长的《爱在深秋》,笔锋犀利,用词毒辣,在行内有个外号叫“高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