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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二年正月初五,东京汴梁。
年关刚过,城里的积雪还没有化尽。
除夕夜赵构下诏免了今年的教坊乐舞,改在南薰门城楼上放了一百二十盏孔明灯,灯上写着阵亡将士的名字。
灯升起来的时候,满城百姓仰头望着,没有人说话。
那些写着名字的纸灯缓缓飘过城墙上那面冻住的旗帜,飘过相国寺残破的佛塔,飘过甜水巷铁匠铺冒着火星的屋顶,一直飘到黄河的方向,最后变成暗夜中微弱的星点,一颗接一颗地熄灭。
有人跪在雪地里磕了头,有人把家里的旧衣剪成条系在门前的槐树枝上——那是北方的一种旧俗,给死在外乡的亲人招魂。
年味很淡。
猪肉涨到了三百文一斤,羊肉根本买不到。
东京府从腊月就开始在各坊设了粥棚,和相国寺前那个一样,每天施两顿稀粥。
守城的士兵每人每天多发一张蒸饼,算是过年的犒赏。
除夕那晚,徐峰在枢密院值夜,整理北线防务文书。
炭盆里的火烧得很旺,窗外的雪光照进来,和炭火的红光在纸面上交叠。
子时,城楼上敲响了新年的钟声。
他搁下笔,走到窗前。
南薰门方向有孔明灯正缓缓升起,一盏接一盏,像一条倒流的星河。
他把手伸进衣襟,摸了摸那枚铜钱,又摸了摸那两颗菩提子,然后回到桌前继续写字。
正月里的东京,表面上还算平静。
金军仍然驻扎在黄河北岸,渡河的试探从秋天起就被宗泽的疑兵挡回去了几次,入冬后干脆停了——黄河虽然还没有完全封冻,但河面上漂着密密麻麻的冰凌,渡船无法下水,攻城器械更不可能从冰凌上推过来。
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仗要等到开春。
但正月初五这天,一种比金军的攻城槌更危险的东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东京城里。
流言。
徐峰是在早饭后路过南门大街的茶肆时第一次听到的。
那家茶肆名叫“清风楼”,名字起得雅致,实际上只是两间打通了墙的临街铺面,门板卸下来叠在墙角,里面摆着七八张方桌,桌上搁着粗陶茶壶和豁了口的茶碗。
墙上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发黄的《岁寒三友图》,画上的松树被水渍洇糊了半边。
平日来这里喝茶的大多是南门大街上的小商贩和附近坊巷的闲人——一壶碎茶末子泡出来的热茶只要一文钱,可以坐一个上午,比在家烧水省柴火。
徐峰有时候会在这里坐一会儿,不是为了喝茶,是为了听。
市井茶肆里的闲谈是最好的情报来源,比枢密院的军报更及时,比太原商会的密信更鲜活。
军报上写的是数字和番号,茶肆里传的是人心。
“注”宋代茶肆:北宋东京的茶肆是重要的公共空间,不同档次的茶肆服务于不同阶层。高档茶肆如樊楼附近的“遇仙正店”,以名茶和精致的茶具招徕士大夫;低档茶肆如清风楼这类,以廉价的碎茶末子(宋人称为“片茶之余”)招徕市井百姓。茶肆不仅是饮茶之所,也是信息集散地、商业谈判场和民间舆论的温床。《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茶肆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靖康之变后,高档茶肆大多歇业,低档茶肆却迅速恢复,因为越是在动荡年代,底层百姓越需要一个能够获取信息和抱团取暖的公共空间。
他掀开棉布门帘走进去时,茶肆里已经坐了五六桌人。
靠门口那桌坐着三个穿短褐的汉子,袖口磨得发白,看打扮是码头上扛活的苦力。
靠窗那桌是两个老头,一个拄着拐杖,一个手里搓着两个核桃,正在下象棋。
再往里,墙角那桌围了四五个人,声音压得很低,但表情很丰富,眉毛眼睛都在动,像是在说什么不得了的事。
徐峰在最靠里的一张空桌坐下。茶博士提着铜壶过来,往他面前的粗陶碗里倾了一碗滚热的茶汤。
茶汤是深褐色的,面上飘着几片碎茶叶和一点姜末——这是冬天的喝法,茶里加姜,驱寒。
“注”宋代饮茶习俗:宋代主流饮茶方式为点茶法,即将茶末放入茶盏,以沸水冲点,用茶筅击拂出泡沫。但点茶法耗茶量较大,靖康之后茶叶供应紧张,底层百姓多改为煎茶法——将茶叶与水同煮,有时加入姜、盐、椒等调料,称为“煎茶”或“姜茶”。清风楼的姜茶是典型的市井饮法,与士大夫阶层的点茶雅趣相去甚远。
他端起茶碗,吹了吹面上的热气,耳朵已经切到墙角那桌去了。
“——我亲耳听说的,不是瞎传。”说话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布棉袍,领口磨出了线头,看起来像是个给人做账房的。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但压不住语气里的那种“我知道你不知道”的得意,“我有个堂弟在宫里当差,打扫崇政殿的。他说初三那天晚上,陛下一个人在殿里坐着,忽然哭了起来。哭完了,对着空荡荡的大殿说了一句——‘朕不是真的康王’。”
“注”康王:赵构在靖康之变前封康王,藩邸在大名府。他是宋徽宗第九子,因不在汴梁而幸免于难,随后在应天府即位称帝。历史上,赵构的血统和即位合法性从未受到实质性挑战,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常常围绕他的决策合法性展开——主和派倾向强调他的血统正统性以支持其偏安决策,主战派则倾向于质疑他被主和派“挟持”。本章中的流言正是这种政治张力在市井中的投射,也有可能是因为穿越者赵玖在无人处发泄。
旁边几个人同时倒吸了一口气。
一个穿羊皮袄的老头把茶碗往桌上重重一搁:“放屁!官家天天在城楼上站着,你说他不是康王?”
“老丈你别急嘛。”那账房模样的人摆了摆手,脸上浮起一层深不可测的笑容,“你想想,官家登基之后做的这些事——不南幸,杀黄潜善,移驾东京,哪一桩像是先前的康王做得出来的?康王在东京的时候什么样?金人一来,吓得话都说不囫囵。现在这个官家,杀伐决断,眼睛都不带眨的。我跟你说,一个人再怎么变,骨子里的东西变不了。这不是一个人。”
“那他是谁?”有人问。
账房先生往椅背上一靠,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让众人等了几息,才慢悠悠地说:“有人说——是金人派来的。真的康王早死在北狩路上了,金人找了个长得像的,调了包,送回来当傀儡。你想啊,他为什么不南幸?因为金人要他把大宋的残兵败将全部聚拢到东京,好一网打尽。他为什么对主和派下死手?因为主和派知道得太多了。”
“注”北狩:宋人讳言徽钦二帝被金军掳走,以“北狩”(到北方狩猎)代称。这是一种屈辱的修辞,但也反映了宋人对这段历史的复杂态度。在靖康之变后的两三年间,关于徽钦二帝和赵构的各种传言在民间此起彼伏,其中“调包说”是最常见的一种阴谋论。这类流言的传播,既是民间对朝廷决策的朴素解释,也是战乱年代集体焦虑的出口。
桌上一片寂静。
连那个拍桌子的老丈都沉默了,低头看着自己的茶碗,眉头拧成一团。
过了好一会儿,一个一直没开口的年轻人忽然低声说:“可是——他不南幸,不也是为咱们吗?”
“为咱们?”账房先生冷笑了一声,“你知道他调了多少粮草来东京?从江淮调了二十万石。二十万石什么概念?江南的百姓自己都没得吃了,全被他征来养兵。他要是真为大宋好,为什么不偏安?偏安至少能保住半壁江山,在这破城里硬撑着,万一城破了,大宋就真完了。”
徐峰端着茶碗的手纹丝不动。他在角落里,和平时一样不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