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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九年十一月,汴梁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盐粒一样洒在琉璃瓦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远处的皇城在雪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被水洇开的水墨画。
沈括站在三司官署的院子里,仰头看着从天而降的雪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今天是“差雇并行试点方案”在政事堂讨论的日子。他的方案已经递交了两个月,政事堂的相公们反复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终于在今天拿出了最终的版本,准备呈给神宗。
这两个月里,沈括经历了太多。
一开始,政事堂的相公们看到他的方案,反应不一。吴充自然是支持的,可其他的相公们,有的觉得“多此一举”,有的觉得“有违祖制”,有的干脆不置可否。
后来,方案被送到了各路州县的官员手里征求意见。反馈回来的意见,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赞成的,说“免役法确实有问题,早该改了”;有人反对的,说“这是变相废除免役法,是新党的倒退”;还有人模棱两可的,说“可以试点,但要小心”。
沈括没想到的是,真正让他头疼的,不是来自朝堂的阻力,而是来自他“自己人”的攻击。
十月中旬,御史中丞邓润甫上了一道弹劾奏折,弹劾沈括“前后反复,有失大臣之体”。
邓润甫是王安石的老部下,也是新党的重要成员。他的弹劾,代表了一部分新党官员的态度——他们把沈括的“差雇并行”方案,视为对王安石新法的背叛。
“臣闻三司使沈括,尝上疏言免役法之便,称‘免役之法,实利民之政,不可废也’。今未及三年,复上疏言免役法之弊,请行‘差雇并行’。前后之言,互相矛盾,反复无常,实非大臣之所为。恳请陛下罢其职司,以儆效尤。”
沈括看到这份弹劾奏折的时候,正在三司的账房里核算下个月的支出预算。
他放下手里的账本,拿起奏折,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然后,他轻轻地放下了。
“沈大人,您不生气吗?”陈履小心翼翼地问道。
“生气?”沈括苦笑了一下,“生气有什么用?邓润甫想弹劾我,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个方案,在他眼里就是背叛。他身为新党大臣,有责任维护王相公的新法。我不怪他。”
“可您是在修正新法,不是废除新法啊!”陈履急了。
“我知道。可邓润甫不知道。”沈括站起身,走到窗前,“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在他眼里,新法就是新法,一个字都不能改。改了,就是背叛。”
“这不是迂腐吗?”
“是迂腐。”沈括转过身,看着陈履,目光平静,“可这个世上,迂腐的人很多。我改变不了他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
陈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邓润甫的弹劾,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半个月,更多的弹劾奏折像雪片一样飞进了政事堂。有弹劾沈括“越权言事”的,说免役法归司农寺管,沈括作为三司使,不该插手;有弹劾沈括“依附大臣”的,说他讨好吴充,想借着吴充的权势往上爬;还有弹劾沈括“沽名钓誉”的,说他提“差雇并行”是为了博取虚名,并非真心实意为国为民。
每一条罪名,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沈括是个十恶不赦的小人。
沈括一一看了,没有反驳,没有上书自辩。
他知道,在朝堂上,自辩是最愚蠢的事。你辩得越多,别人攻击你的理由就越多。最好的办法,是沉默。
可沉默,也是一种武器。
吴充在政事堂上,替沈括挡了不少刀。
每当有人弹劾沈括,吴充就会站出来,说:“沈括所提方案,是政事堂集体讨论的结果,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如果要弹劾他,请先弹劾政事堂。”
这句话,把弹劾沈括的人噎得不轻。
弹劾政事堂?谁敢?
政事堂是宰相们议事的地方,弹劾政事堂,等于弹劾所有的宰执大臣。就算是旧党,也不敢这么干。
就这样,在吴充的保护下,沈括勉强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可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吴充虽然贵为宰相,但他的位置并不稳。旧党不喜欢他,新党也觉得他不够亲近。他在朝堂上的处境,其实比沈括好不了多少。
沈括有时候想,如果王安石还在朝堂上,他的方案会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
答案是肯定的。
王安石在的时候,新法就是新法,不容置疑。谁敢说新法有问题,谁就是旧党,就是敌人。那个时候,朝堂上没有讨论的空间,只有站队。
现在王安石走了,朝堂上有了讨论的空间,可讨论的结果,却是互相攻击、互相倾轧。
这个局,沈括解不了。
十一月十八,政事堂的“差雇并行试点方案”终于呈到了神宗的御案上。
方案的内容,和沈括最初的设想相比,已经改了很多。
上户役钱增加的部分,从“一到两倍”降到了“五成”;下户役钱减免的部分,维持了“五成”;“差雇并行”的试点范围,从最初建议的十个州县,缩减到了三个——大名府、应天府、杭州。
这三处,分别代表了北方边境、中原腹地和东南富庶地区,具有典型意义。
神宗看完方案,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试点方案,谁去执行?”
这个问题,问到了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