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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没有了。
正常的路,已经走不通了。朝堂上,新旧两党已经彻底撕破了脸,一边要拼死保住新法,一边要彻底废掉新法,两边都已经红了眼,没人再去关心那些快要饿死的百姓,没人再去关心大宋的未来。
他必须站出来,必须把自己的声音,送到皇帝的面前。哪怕这一步,是万丈深渊,他也必须走下去。
想到这里,沈括深吸了一口气,眼神骤然变得坚定起来。他重新走回案几后坐下,拿起笔,再次蘸了蘸墨,落笔,在宣纸上,写下了第一个字。
臣沈括诚惶诚恐,昧死谨言:
笔尖落在宣纸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烛火跳动着,映着他的身影,投在墙壁上,坚定而挺拔。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斟酌再三。他知道,这封奏折,赌上了他的前程,他的身家性命,甚至赌上了新法的未来,大宋的国运。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他没有像郑侠那样,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新法,也没有像新党那些官员那样,闭着眼睛,无视灾情,只知道空谈新法。他只是用最平实、最直白的文字,写下了他亲眼所见的灾情,写下了汴河两岸那些灾民的惨状,写下了中原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现实。
他没有回避新法执行中的问题。他写了,青苗法在地方上被强制摊派,免役法被横征暴敛,有些地方官借着新法的名头,鱼肉百姓,逼得民不聊生。这些,都是事实,是他在刑房的案卷里,亲眼看到的,是他在民间,亲眼见到的。
可他也写了,这些,是执行的问题,不是新法本身的问题。新法的初衷,是利民惠民,是富国强兵,是为了解决大宋积贫积弱的困局。不能因为执行中出了问题,就彻底否定新法,就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他在奏折里,写下了他最核心的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水旱之灾,自古有之,非关人事,更非新法所致。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难道尧、汤也是昏君吗?天灾就是天灾,不是天谴,更不是废除新法的理由。
然后,他写下了自己的三个担忧,也是他认为,此刻大宋面临的,最致命的三个问题。
其一,国库空虚,仓廪不足,赈灾钱粮迟迟不能到位,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荒野,民心尽失。
其二,十几万灾民云集汴梁城,京师存粮有限,若不及时疏散安置,一旦发生瘟疫,或者流民生乱,后果不堪设想,会直接动摇大宋的根基。
其三,旧党借灾异之机,攻讦新法,逼陛下罢黜王安石,废除新法,这不是为国为民,而是为了党争私斗。若新法废而旧制复,大宋积贫积弱之局,将永无破解之日,最终只会走向万劫不复。
最后,他在奏折里,写下了自己的恳请。恳请陛下,速下诏书,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减免灾区赋税,暂缓青苗钱、免役钱的催收,安抚民心;同时,稳定朝局,勿为流言所动,勿因天灾废新法,修法而非废法,让新法真正利民惠民。
他没有像郑侠那样,赌上自己的性命,说什么十日不雨,甘受极刑。他只是用最平实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下了一个臣子,对皇帝的肺腑之言,写下了一个读书人,对天下苍生的赤子之心。
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落下款,放下笔的时候,窗外的天边,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天,快亮了。
他整整写了一夜。
沈括看着宣纸上,那工整而有力的字迹,墨迹还没有干透,带着淡淡的墨香。他伸出手,轻轻拂过纸上的文字,心里平静得厉害。
该写的,他都写了。该说的,他都说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封奏折,送到皇帝的面前。
他拿起那张写好的奏折,小心翼翼地吹干了墨迹,折好,放进了一个专用的奏折封套里,用火漆封好。然后,他又从案几的角落里,拿起了那个银灰色的时空节点修正仪,看着上面那枚缓缓闪烁的淡蓝色指示灯,沉默了片刻。
他不知道,这封奏折送上去之后,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不知道皇帝看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不知道王安石和新党,知道了之后,会怎么对他。不知道旧党,会怎么利用他这封奏折。
他只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步险棋,他已经落子了。
沈括把封好的奏折,和那个时空节点修正仪,一起放进了一个随身的木匣里,锁好。然后,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官服,推开了值房的门。
门外,天已经亮了。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了。
两个值夜的书吏,看到他出来,连忙躬身行礼。沈括对着他们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地吩咐道:“我出去一趟,今日的公务,先暂放一下,等我回来再说。”
说完,他就抱着那个木匣,大步走出了刑房公署,走出了中书省,朝着皇城东南角的银台司,走去。
清晨的汴梁城,暑气还没上来,空气里带着一丝微凉。可沈括的心里,却像揣着一团火,烧得他浑身发热。
他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悬崖边上。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他必须守护的东西。
他没有回头,也不能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