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藏书千秋(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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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五年,春。

大同的春天来得晚。三月了,城外还是一片枯黄,风一吹,黄沙漫天。但巡抚衙门的后花园里,几株杏花却倔强地开了,粉白相间,在灰黄的天地间格外扎眼。

李贽坐在花厅里,面前摊着一部《孙子兵法》。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应巡抚梅国桢之请,来大同讲学,顺便写一部关于《孙子》的书。

梅国桢是万历十一年进士,历任知县、御史,如今官居大同巡抚,镇守边关。他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既通经史,又晓兵略。更难得的是,他对李贽的学问十分推崇,曾多次写信邀请他来大同讲学。

李贽本不想来。年纪大了,七十一了,腿脚不便,不想折腾。但梅国桢的信写得诚恳,最后一封甚至说:“先生若来,下官愿以师礼事之。边关苦寒,然可避江南之嚣。”李贽想了想,江南确实太嚣了,那些卫道士天天盯着他,不如来边关躲躲清静。

于是就来了。

来了才发现,梅国桢不仅是请他讲学,还想请他写一部关于《孙子兵法》的书。梅国桢说:“边关将士,多不读书;读书人,多不知兵。先生若能以史论之法,解《孙子》之奥,必有益于边关。”

李贽觉得这主意不错,便应了下来。

此刻,他正对着《孙子》出神。旁边摊着几部史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是参考。杨定见在一旁磨墨,不时探头看看老师写了什么。

“先生,”杨定见忍不住问,“您写的这书,叫什么名字?”

李贽头也不抬:“《孙子参同》。”

“参同?参同什么?”

“参同史事。”李贽道,“《孙子》十三篇,每一篇我都用历代战例来印证。哪场仗打得好,符合兵法;哪场仗打得糟,违背兵法。让读的人明白,兵法不是死的,是活的。”

杨定见恍然。他又问:“那先生觉得,《孙子》最要紧的是什么?”

李贽放下笔,想了想,缓缓道:“一个字——‘诈’。”

“诈?”

“对,诈。”李贽道,“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都是诈。战场上,谁诈得过谁,谁就赢。”

他顿了顿,又道:“但诈不是骗。骗是小人,诈是兵法。骗是为了私利,诈是为了胜敌。这中间的分寸,要拿捏好。”

杨定见若有所思。

窗外,一阵风过,吹落几片杏花花瓣,飘飘扬扬,落在窗台上。

万历二十五年夏,《孙子参同》完稿。

梅国桢读了书稿,大为赞赏。他亲自作序,序中写道:

「卓吾先生以史论兵,以兵证史,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之深思。此书一出,读《孙子》者当有新解,用兵者当有新得。」

李贽却摇头:“过誉了。不过是一家之言,供人参考而已。”

他在大同又住了两个月,一边修订旧稿,一边继续写新篇。这些年四处漂泊,文稿散落各处,他想趁这个机会整理一下。尤其是那部《藏书》,已经写了十几年,还没最后定稿。

梅国桢知道他在整理《藏书》,便问:“先生的《藏书》,何时能成?”

李贽叹道:“快了,快了。只是还有些人物,要重新斟酌。”

“哪些人物?”

“比如秦始皇。”李贽道,“世人都说他是暴君,焚书坑儒,十恶不赦。可我读史,觉得他不该被这么骂。他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这是多大的功业?没有他,中国还像战国那样四分五裂,能有今天?”

梅国桢沉吟道:“先生此言,恐怕会惹众怒。”

李贽笑了:“我李贽这辈子,什么时候不惹众怒?”

万历二十五年秋,李贽离开大同,前往北京。

这是他第二次进京了。第一次是嘉靖三十九年,那时他还年轻,满怀理想,为了突然觉醒的胎中之谜想要到京城寻找一个真相,从嘉靖三十九年到万历六年,这些年一直都待在京城。这一次,他已经七十一岁,白发苍苍,垂垂老矣。

但他还是来了。因为梅国桢说,北京西山的极乐寺,是个清静地方,适合他读书写作。正好焦竑也在北京,可以帮他校订《藏书》。

进京那天,秋高气爽。马车从西直门进城,穿过热闹的街市,一路向西。李贽掀开车帘,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恍如隔世。

三十多年了。他第一次进京时,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如今,两鬓斑白,步履蹒跚。当年的朋友,有的死了,有的散了,有的成了敌人。

只有他,还在这条路上走着。

极乐寺在西山脚下,是个小寺庙,环境清幽。寺里的住持是个老和尚,读过李贽的书,对他十分敬重,特意把最好的禅房让给他住。

李贽安顿下来,便开始写作。这次他要写的,是《净土诀》。

净土宗是佛教的一支,主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李贽对佛教颇有研究,但并不全盘接受。他觉得,净土宗的“他力救度”太过消极,人还是要靠自己。

他在书中写道:

「净土者,心净则土净。心不净,求何净土?心若净,处处皆净土。」

这话,又是惊世骇俗。把佛教的“净土”解释成“心净”,等于否定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客观存在。卫道士们若看到,又要骂他是“异端”了。

但李贽不在乎。他写他想写的,说他想说的,管别人怎么骂?

万历二十五年冬,《净土诀》完稿。

李贽在极乐寺过了一个清静的冬天。窗外是皑皑白雪,屋内是一炉炭火,一灯如豆。他每日读书写书,偶尔与焦竑论学,日子过得充实而安宁。

焦竑常来看他。两人有时谈一整天,有时只喝一盏茶,相对无言。焦竑知道,老师老了,精力不如从前,需要多休息。

这日,焦竑带来一封信。

“先生,您的信。”焦竑递给他,“从南边来的。”

李贽接过信,拆开一看,是杨定见写的。杨定见没有跟他来北京,留在麻城看管芝佛院,照料那些书稿。信中先汇报了麻城的情况,然后提到一件事:

「先生,前日接到沈府来信。沈默老先生身体抱恙,卧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他托弟子转告先生,若有机会,想见先生最后一面。」

李贽拿着信,手微微颤抖。

沈默。

三十多年的朋友。一起在翰林院修过书,一起扳倒过严嵩,一起推行过新政。他辞官归隐,沈默送他;沈默告老还乡,他去送。两人聚少离多,但心从未分开。

如今,他要走了。

李贽放下信,望向窗外。雪还在下,纷纷扬扬,覆盖了远山近树,覆盖了整个世界。

“焦弱侯,”他轻声道,“我要去一趟南边。”

焦竑一怔:“先生,这冰天雪地的……”

“等不得。”李贽道,“再不去,就见不到了。”

万历二十六年春,李贽离开北京,南下。

他先到南京。焦竑在这里给他安排了一处住处,请他小住几日,顺便整理一下这些年散落的文稿。

李贽本不想耽搁,但焦竑说:“先生,您的文稿散在各处,若不趁早整理,以后更难。再说,沈老先生那边,我已派人去打探消息。若有变故,随时报信。”

李贽想了想,同意了。

南京的春天来得早。二月初,秦淮河边的柳树就绿了,桃花也开了。李贽住在秦淮河畔的一座小院里,每日整理文稿,偶尔有故交来访,谈天说地。

他把这些年写的零星文章汇在一起,编成一本书,取名《老人行》。

“老人行”三个字,取自他的一首诗:

「老人行,老人行,行到天涯第几程?回首故园何处是,青山无数白云横。」

书中收录的,都是他晚年游历各地时写的诗文、杂记、书信。有在大同写的,有在北京写的,有在南京写的。零零散散,却记录了他这几年的心路历程。

编完《老人行》,他又开始研究《易经》。

《易经》是群经之首,最难懂的一部书。李贽年轻时读过,不求甚解;中年时再读,略有所悟;如今老了,再读一遍,忽然觉得,以前都白读了。

他在给焦竑的信中写道: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昔人解《易》,皆以己意附会,失其本旨。今我解《易》,但求明其本意,不附会,不曲解。虽未必是,亦不失为一家之言。」

这部书,他取名《易因》。

万历二十六年夏,消息传来。

沈默病重。

来人是从沈默老家来的,是沈家的老管家。他跪在李贽面前,老泪纵横:“李先生,我家老爷想见您一面,求您无论如何,去一趟。”

李贽扶起他,轻声道:“我这就去。”

他放下手中的《易因》,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带上杨定见,立刻启程。

船从南京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赣江,再到抚河。一路上,李贽望着窗外飞逝的山水,一言不发。杨定见知道老师心里难受,也不敢多问。

七日后,船到抚州。换乘马车,又走了一天,终于到了沈默的老家——一个叫临川的小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