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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三年春,李贽的《焚书》正式刻印出版。
书分六卷,收录了他近年写的各类文章:有《童心说》《赞刘谐》这样的论理之作,有《何心隐论》这样的悼亡之文,有与耿定向论辩的《答耿中丞》《答耿司寇》,还有大量的读史短文和诗作。
书一问世,便引起轩然大波。
南京的士子们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但卫道士们暴跳如雷,弹劾的奏疏雪片般飞向京城。
最激烈的反应,来自李贽的“老朋友”——湖广巡抚耿定向。
耿定向是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他也是理学的忠实信徒,自诩为“卫道之士”。李贽在南京做官时,两人有过交往,但后来因为学术观点不同,渐生嫌隙。
《焚书》出版后,耿定向读了大怒,当即写信给李贽,痛斥他“背叛圣教,惑世诬民”。
李贽接到信,看完后笑了笑,提笔回信:
「耿公大鉴:承蒙赐教,感激不尽。然公所言‘圣教’者,果何为耶?若以程朱为圣,则程朱之前,岂无圣人?若以孔子为是,则孔子之前,岂无是非?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这封信,就是后来收入《焚书》的《答耿中丞》。
信中,李贽毫不客气地批驳了耿定向的观点,直指他“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荒谬。他写道: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意思是:是非对错,就像白天黑夜一样,是不断变化的。昨天对的,今天可能就错了;今天错的,明天可能又对了。就算孔子活过来,也不知道该怎么评判,怎么能拿他那一套当永恒的标准呢?
耿定向收到信,气得浑身发抖。他当即召集门人,商议如何对付李贽。
有人提议上书弹劾,请朝廷查禁《焚书》,治李贽的罪。有人建议发动舆论,批驳李贽的言论。还有人主张直接派人去麻城,把李贽赶走。
耿定向沉吟良久,最终决定:先礼后兵。他再写一封信,驳斥李贽的观点,同时联络湖广的官员士绅,联名上书。
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就此拉开序幕。
万历十三年夏,李贽收到耿定向的第二封信。信很长,洋洋洒洒数千言,引经据典,反复论证“孔子之道不可废”“程朱之学不可背”。
李贽读完,笑着对杨定见说:“这位耿巡抚,真是锲而不舍。”
他提笔回信,这一次写得更长,更犀利:
「耿公大鉴:来信收悉。公所言者,皆程朱之唾余,孔孟之糟粕。公自以为卫道,实则卫者何道?若道在程朱,则程朱之前无道乎?若道在孔子,则孔子之前无道乎?」
他继续写道:
「且公所谓‘道’者,果何物耶?若曰‘天理’,则天理何在?若曰‘人欲’,则人欲何罪?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这番话,简直是把耿定向的“天理”论批得体无完肤。在李贽看来,所谓的“天理”不过是空谈,真正的道理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穿衣吃饭里。离开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还谈什么天理人伦?
耿定向收到信,气得摔了茶盏。他当即联络湖广的官员士绅,联名上书弹劾李贽,说他“倡乱道,惑世诬民,罪不容诛”。
弹章送到京城,万历皇帝才二十二岁,不懂这些,便把奏疏交给内阁处理。内阁首辅此时已是张四维,申时行等人,他们对李贽的言论不以为然,但也不想大动干戈。最后批复:交湖广巡抚处置。
耿定向接到批复,如获至宝。他当即下令:查封《焚书》刻版,禁止流传;驱逐李贽出麻城,不得再讲学。
万历十三年冬,湖广的差役来到芝佛院。
李贽正在禅房里给学生讲课,讲的是《庄子·逍遥游》。窗外,龙潭湖结了薄冰,芦苇枯黄,一片萧瑟。
差役闯进来时,学生们都吓了一跳。为首的差役头目拱手道:“李老先生,奉巡抚大人之命,查封《焚书》刻版,请您配合。”
李贽放下书,淡淡道:“刻版就在隔壁屋里,你们去拿就是。”
差役们没想到他这么配合,反而有些不知所措。头目干咳一声:“还有……巡抚大人说,请您离开麻城,不得再讲学。”
学生们顿时哗然:“凭什么?”“先生犯了什么法?”
李贽摆摆手,示意学生们安静。他看着差役头目,忽然笑了:“这位差爷,你读过《焚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