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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老板看了修改稿,仍没有笑,只说:“这句像人话。”
最终,北侧主渔路完整保留。航天港再向东南退让三点七公里,发射走廊与渔汛区错开;确实无法避免的临时安全窗口,由统一平台提前预约,并按实际停航损失补偿。渔船也要安装低价定位终端,遇到故障可以通过北斗短报文报告,不能让一条没信号的小船在点火前变成谁都找不到的问号。
林澜给方案加了更难受的一条:只要连续监测发现鲸豚迁行频率异常、噪声超过阈值或产卵场变化,相关发射簇就必须减班,必要时停工。
“模型能判断异常吗?”有人问。
“模型负责报警,海洋专家和监管部门签字。”
“一天一百次以后,也停?”
“一天一百次以后,更要停。”
马飞在这一页签了名字。
选址还没冻结,消息却先从一张模糊的测量船照片里漏了出去。
第二天,翁田街上便有人传星辰要建四十八座发射塔。第三天,传言变成马飞要把总部搬来;第五天,路边冒出“航天新城核心区”的红色广告布,一间离海十几公里的旧仓库也敢在门口挂“火箭产业园招商处”。
更离谱的是一张招聘单。上面说七洲洋基地急招塔吊司机,包吃住,先交八千元培训费。许船主的外甥差点把家里存折拿走,冯老师看出公章不对,才把人拦住。
星辰报警、辟谣,仍挡不住有人连夜给自家院墙刷上“航天民宿”四个字。当地卖粉汤的老板娘倒很清醒。她一边给调查队加牛肉,一边说:“真有几万人来,先把下水道修好。下雨一大,街口能养鱼。”
马飞去看了那条街。积水没过鞋面,两个孩子正用泡沫箱当船。远处广告布被风吹得啪啪响,写着一平方未来抵得上一平方深圳。
他回去便压住了发布会计划。
“为什么不趁热宣布?”宣传负责人不理解,“我们需要融资,也需要让竞争对手知道星辰的规模。”
“坐标还没过完整评审,塔连根桩都没有。”马飞说,“现在宣布,只会让别人先拿着我们的名字收钱。”
星辰与当地设立了公开咨询点,所有招聘、征地、采购都能核验编号。母港生活区的第一笔预算没有给观景台,而是给排水、消防和一条通往县医院的急救道路。陈维明看见项目名称时笑他:“百次航天港,从修下水道开局?”
“不然呢?让工程师每天划泡沫箱上班?”
苏雨桐在预算末尾又加了社区监督账户。施工赔偿、渔业停航与公共设施费用单独列账,不能混进火箭研发,也不能让模型自动审批。
那家假招聘处很快被查封。许船主的外甥没去成所谓培训班,却成了监测船的临时水手。他第一次工资到账,买了两箱椰子送到学校,嘴上还说自己只是暂时帮忙,绝不会放弃出海。
冯老师没有揭穿他。第二天早晨,孩子们隔着校门看见这个晒得黝黑的年轻人,正拿着一本海洋仪器说明书,一字一字地读。
第二年春天,四季数据终于铺满墙面。
候选带从最初的一大片蓝,削成一条狭长弧线。它位于翁田海岸东南约三十公里,最远点不超过三十五公里;向北避开七洲列岛及其生态缓冲区,向南错开主商船航道,海床下方有可利用的密实砂层,水深允许沉箱、固定平台与半潜式工位组合建设。
它并不完美。
海底有一段软夹层,必须跨越;台风浪高逼着所有设备提高等级;补给船单程比最早方案多走近一个小时;岸上的翁田母港仍要与村镇协商道路、港池和就业,不能把危险区移到海上便假装陆地没有代价。
可它是所有被否决的地方留下来的交集。
评审会开到晚上十一点。投影幕上只剩三个选项:继续寻找、缩减规模、冻结候选带进入长期环评与工程验证。
陈维明支持冻结。他不是因为这片海最好,而是因为再找一百块所谓空海,也会遇上同样的问题。苏雨桐同意首期拨款,但要求只建试验码头和一组海工验证平台,四十八座塔一分钱都不能提前下单。
林澜在同意栏旁写了六条否决条件。
许船主不会签工程评审,却被请来听结果。他盯着那条弧线看了很久,问:“叫什么?”
有人提议叫星辰一号海上发射基地,宣传部门觉得稳妥。
许船主摇头:“海早就有名字。”
投影上,七洲列岛静静落在候选带北方。星辰不会碰那些岛,也不该装作自己发现了这片海。
马飞拿起笔,在项目封面写下六个字。
七洲洋航天港。
不是把七洲洋圈成星辰的财产,而是提醒每个来这里的人,塔还没出现以前,海已经在这里了。
散会时外面下着小雨。冯老师带学生做的航天港模型摆在走廊里,纸塔只有十二座,底下的蓝纸却铺了满桌。马飞的女儿把那只夸张的大海龟剪下来,贴在最靠外的位置。
“爸爸,鱼同意了吗?”
“鱼不会开会。”
“那你怎么知道?”
马飞蹲下来,认真想了一会儿:“所以要一直听。”
手机在这时震动。试验海域发回第一根全尺寸沉箱桩的贯入数据。前二十米与模型一致,第二十一米,阻力曲线突然向下一折。
何敬只发来一句话。